唐绍仪

1874年，唐绍仪作为第三批官派留美幼童之一，赴美国读完中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6]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协助袁世凯处理在朝外交事务。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并于1898年9月因奔父丧返国。[7][8]从1899年到1908年，唐绍仪被清廷先后任命为山东省洋务局总办、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兼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奉天巡抚等职位，期间收回天津主权，并在西藏问题和铁路以及税务等问题上积极维护国家主权。[9][10][11]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代表参与南北议和，后与袁世凯决裂，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并参与护国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12]1929年，唐绍仪被任命为广东省中山县县长并建设中山港，并取得一定的成绩。[13]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日本提出“南唐北吴计划”准备拉拢唐绍仪出任伪政权首脑，1938年9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跑到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上海市武康路40号）请唐绍仪出山，而同时国民党军统局受上司指令对唐“制裁”。[4]9月30日上午9时，唐绍仪被扮成古董商的军统上海站的特务谢志磐、赵理君等人在自家屋中砍死，终年七十六岁。[14]事后，蒋介石为平息风波下令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15]

唐绍仪是清末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是近代新型的外交家，期间出使朝鲜维护清朝利益、与英军交涉西藏问题以维护中国主权利益，并与日俄两国交涉东三省战后问题而维护中国主权，[16]而后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由清末旧官僚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在南北议和与创建民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7] 前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评价其是最富声望的外交家。[18]

人物关系全部

唐榴

儿子

唐宝玥

女儿

顾菊珍

外孙女

顾维钧

女婿

岑德广

女婿

张谦

女婿

唐廷枢

叔叔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三（1862年1月2日）[a]，唐绍仪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的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祖籍广东南雄府始兴县[3]，父亲唐永大（号巨川）是唐氏宗族定居唐家湾后的第二十代，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生意，母亲梁氏是同村人士，唐绍仪家中有兄弟六人和姐妹八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1872年，由留学生容闳提出的留美幼童计划正式被批准实行，两年之后，十岁的唐绍仪被其族叔唐廷枢举荐给容闳，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与同乡的梁如浩成为同学。[3][19]

1874年9月在官员祁兆熙的带领下，唐绍仪等三十名第三批幼童乘船从上海到达美国，唐绍仪本人被寄居到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家庭中，后唐绍仪由小学读到中学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科。留美期间，虽然被思想守旧的清朝留学监督约束，但唐绍仪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的开放式教育，对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1879年底，清廷顽固派官员吴嘉善担任“留学生事务所”监督，他以纵容幼童放荡淫逸为由恶意中伤容闳，促使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将全部留美幼童撤回，唐绍仪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回国。[6]

两赴朝鲜

回到中国的唐绍仪和其他幼童一样，被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等处学习当差。[7] 他首先在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见习，之后被派往天津税务衙门供职。1882年，朝鲜在平定“壬午兵变”后开始效仿清政府改革行政机构，并聘请清朝官员担任顾问监督指导，同年十月，唐绍仪被同僚推荐为前赴朝鲜襄助海关事务的穆麟德的秘书，并担任帮办税务委员。1884年，唐绍仪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持枪护卫穆麟德和事大党领袖闵泳翊，期间结识镇压政变的军官袁世凯，并于次年11月袁世凯以“总理交涉通商事宜”重返朝鲜之际，出任袁世凯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逐渐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器重。[8][20]

1889年，经袁世凯的举荐，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龙山商务委员兼驻仁川领事，期间唐绍仪维护在朝华商的权益，同时果断妥善处理华捕擅入俄使馆查询华工一案，迫使俄政府与唐绍仪公署和平了结。1891年，袁世凯因母病回国省亲，唐绍仪被指派代替担任“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并于次年8月被李鸿章奏奖为候选知府、加三品衔，额外给予三品封典。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怀疑是袁世凯暗中指使所致，于是派兵捉拿袁世凯，唐绍仪身带短铳保护袁世凯逃出汉城，不久甲午朝鲜战争爆发，清廷驻朝鲜的公署被日军攻占，唐绍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乘船从仁川回到天津。[21]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取代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但清政府不甘心失去在朝利益，于是委派唐绍仪担任“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后又改为“委办朝鲜商务总董”。1895年5月，唐绍仪第二次赴朝鲜期间，以朝鲜非独立国家不得遣使为由拒绝了朝鲜方面“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修约提议，后遵照李鸿章的意思设置驻朝总领事一职以维持中朝关系。[22]同年1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唐绍仪担任驻朝总领事。唐绍仪在此期间维护在朝华人的利益，但朝鲜不承认唐绍仪的驻朝总领事一职，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妥协，同意和朝鲜互派使者签订通商约章。1898年8月，安徽按察使徐寿朋被任命为驻朝鲜钦差大臣，而唐绍仪于同年10月因家中丧事而离开朝鲜。[23]

晚清重臣

1899年底，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后唐绍仪因袁世凯的奏请协助而被调任山东省洋务局总办，期间唐绍仪经过据理力争，将山东省内关于英法德美各国的教案赔偿问题妥善处理，其办事能力和才干受到袁世凯的赞赏，被袁世凯奏请将其“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1901年，唐绍仪又兼任袁世凯在山东创立的商务局总办，同年由于袁世凯接替病逝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唐绍仪被调往天津出任津海关道。在天津任职三年间，唐绍仪协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于1902年8月从外国人手中正式收回天津的主权，同时收回英国人侵占的关内外铁路管理权和秦皇岛通商口岸管理权，除此之外，唐绍仪还采取措施恢复天津的社会秩序与民生。[24][25][26]

1904年，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率军入侵西藏，由于清军方面的消极抵抗，导致英军很快攻占拉萨并迫使班禅达赖签订《拉萨条约》，只有当时清政府的驻藏大臣有泰没有签字。同年10月，唐绍仪被任命为改三品卿、加副都统衔，[27]并担任议约全权大臣赴西藏谈判，维护西藏的领土主权。1905年2月，唐绍仪和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人在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费利夏和印督寇松谈判，期间唐绍仪围绕“西藏主权在中国一条”据理力争，最终清政府未使英国签约的阴谋得逞。同年9月，唐绍仪被调回国内，只留张荫棠在印度继续与英国周旋。不久由于英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英方对藏态度有所缓和，唐绍仪最终迫使英国代表于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基本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9]

1905年11月16日，唐绍仪回京之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兼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唐绍仪从维护清政府利益出发，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虽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攫取的东三省利益，但同时将安奉铁路设定为商用铁路，将日本人占用铁路的年限缩短为15年；[28]同时，唐绍仪完全拒绝俄国企图保留和扩张在东北利益的要求，最后收回观音山、漠河等地的金矿。[10]次年，唐绍仪被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主持全国的路政工作，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经磋商后签订《九广路约》并修订《沪宁路约》《苏杭甬路约》等外商投资管理的铁路条约。[11]

1906年5月，唐绍仪担任清廷税务处会办大臣，辅助铁良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与英国驻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谈判，经过据理力争将海关总税务司纳入税务大臣管辖。[29]次年，唐绍仪被清廷任命为奉天巡抚负责东北的外交事务，他意图联合英美两国修筑新齐铁路以制约日本，之后唐绍仪又期望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以实现“联美制日”。[30]1908年，唐绍仪担任赴美专使处理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事宜，期间唐绍仪游说美国财团投资东北，并出使日、英、法、意、奥、德、俄、比八国考察财政，但由于日本提前拉拢美国签订协议致使唐绍仪计划失败。返国之后的唐绍仪一直赋闲在家，直到1910年清廷任命唐绍仪以候补侍郎的身份署理邮传部尚书，但唐绍仪不愿出任而选择蛰居天津。[31][32]

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而袁世凯此时被清廷召回并武力镇压革命，致使革命陷入南北对峙的局面。同年12月，南北双方决定停止战争而议和，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谈判代表，18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于上海正式开始谈判，虽然唐绍仪受制于袁世凯，但其本人同意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同时也说服袁世凯敦促清廷赞成共和政体。期间双方又拟订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南方独立十四省的代表将在国民会议中占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地位。[12]

1911年12月31日，南北议和的第一阶段结束，唐绍仪与伍廷芳经过五次会谈，就两军停战问题、国体问题、优待清室条件和国会召开地点与各省代表等问题达成一致，唐绍仪说服袁世凯延长停战期限，并赞成建立共和立宪政体，协商决定于1912年1月 10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每省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开会之日各处代表到会之数有四分之三即可开议，会议未开之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洋款，亦不得另外借款。[33]

虽然南北双方达成初步的协议，但由于袁世凯认为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逾越职权，因而对唐绍仪心生不满并拒绝接受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唐绍仪迫于袁世凯的压力而于1912年1月1日向袁世凯辞职，之后袁世凯亲自与伍廷芳通过电文往来谈判。唐绍仪在辞职后致电袁世凯和张勋接受共和，同是还密切联系南方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人。1912年2月12日，南北和谈成功，清帝溥仪退位，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任命唐绍仪为内阁国务总理，后在孙中山等人介绍下加入同盟会。[34]

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之后开始组织责任内阁，但遭到袁世凯的无端阻拦，全部的内阁成员尤其是关键职位都由袁世凯亲自指定，唐绍仪根本无从下手，加上袁世凯和帝国主义乘财政危机制造“善后大借款”，对唐绍仪内阁处处刁难，而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借款问题上与唐绍仪意见不合，导致唐绍仪实行执政方案的理想难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国会选出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但袁世凯从中作梗，将王芝祥改派为南京宣慰使并前往南京解散黄兴的军队，唐绍仪对袁世凯的出尔反尔感到不满，于是拒绝副署王芝祥的委任状，并要求袁世凯尊重临时约法的规定，结果遭到袁世凯的拒绝，唐绍仪于1912年6月16日辞去内阁总理一职。[35]

护国护法

1912年，唐绍仪辞去内阁总理离开北京后，先到天津再举家迁往上海最后返回老家唐家湾，期间拒绝袁世凯高等政治顾问和参议院议长的任职邀请。1913年初袁世凯制造刺杀宋教仁案后，唐绍仪联合蔡元培通电讨袁，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唐绍仪于次年初假借与人合伙开办金星人寿保险公司为名，暗中观察国内政治动向。1913年至1915年8月，袁世凯先后解散国民党和取消国会，改《临时约法》的内阁制为总统制，派遣亲信组成“筹安会”以图谋称帝复辟，导致全国各地兴起讨袁的“护国运动”。唐绍仪拒绝袁世凯的拉拢并通电要求其退位，1916年3月，旅沪粤商广肇公所在唐绍仪的带领下制止招商局派兵支援袁世凯，而之后唐绍仪出任浙江省外交代表和专使，策动直系冯国璋独立，并照会美国领事停止援助袁世凯，以此来支持护国军。[36]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并继续维护袁世凯生前修改的《约法》，招致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满，唐绍仪因此致电代总统黎元洪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同年7月29日段祺瑞迫于压力而同意恢复《临时约法》且召开国会，之后撤销西南军务院宣布南北统一，并答应唐绍仪组阁和担任外交总长，但唐绍仪就任后却被张勋以“图谋不轨”为由诬陷而去职。1917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要人决定通电讨伐段祺瑞，维护《临时约法》并于9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被邀请担任财政总长，但因其有名无实而唐绍仪并未到任。1918年军政府改组以后，唐绍仪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37]

1919年，唐绍仪接受南方军政府委任，作为南方代表参与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否认段祺瑞“安福国会”的合法性，要求北京政府废止秘密签订的中日军事协定及“二十一条”，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合理决定等，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朱启钤拒绝，同时把持广州军政府的南方军阀也不同意唐绍仪提出的八项条件，第二次南北和谈宣告失败。[38]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李烈钧等宣布辞去军政府总裁职位，通电反对桂系军阀，以岑春煊为首的桂系军阀撤销唐绍仪的和谈代表职务。[39]

拒任高官

同年10月下旬，粤军将领陈炯明率军将桂系势力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军政府运作。1921年4月，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正式任命唐绍仪为财政总长，但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不易实现，所以拒绝出任财政总长一职。次年7月，原国务总理颜惠庆向总统黎元洪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唐绍仪未接受邀请而作罢。[39]1923年7月，身在上海的唐绍仪与章太炎、岑春煊等人联合国会中的反直系议员策划成立各省联席会议，旨在推翻高凌霨的摄政内阁，唐绍仪本人主张自己组建内阁，但孙中山和江浙人士对此表示反对，唐绍仪的联席会议只能作罢。1924年，唐绍仪公开支持联省自治，主张效仿瑞士、荷兰等国家实行分治，由各省制定省宪进而组织国会，再交由国会审议表决是否实行联治。同年11月，段祺瑞再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邀请唐绍仪担任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后又邀请其出席清室优待条件的善后会议，均被唐绍仪所拒绝。[40]

建设中山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唐绍仪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而拒绝其“高级顾问”的任职邀请，不久后经香港返回老家广东，直到1928年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41]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决定中山县为模范县，并颁布《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并直隶中央，在全国率先试行训政，任命威望高的中山籍人士唐绍仪充任中山模范县训委会主席和中山模范县县长。1930年1月，中山县训委会专门设立建港筹备委员会以加紧申请开港。同年5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应唐绍仪的请求，指定中山县唐家湾开辟为无税口岸，定名为中山港，由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负责经营办理。[42]

唐绍仪首先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山县治由石岐镇移设唐家，以便就近建设中山港。除此之外，唐绍仪亲自赴京沪游说中央要人筹措经费，并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几万元资金以及赋予的中山县行政和财政自主权。在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积极疏浚水道以发展航运，修整与岐关公路相通的唐家支线，并着手建设长途电话干线网络，兴办电灯局、自来水塔等市政建设，动用全中山县民众的经济力量来发展全县实业。最后在唐绍仪的领导下，中山县建成后环简易码头，开辟唐家至石岐、港澳的不定期航班；设立民众实业银行、民众实业公司、农业试验场、公立医院、师范学校等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并实行义务教育制。[13]

1930年，唐绍仪虽未参加以阎锡山为首的改组国民政府，但业未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并于中原大战结束后参与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五常委之一，联合孙科和汪精卫等人要求蒋介石通电下野。九一八事变后，唐绍仪、胡汉民等人主张“宁粤合流”，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但成立半独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1933年7月，唐绍仪等人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蒋介石停止镇压察绥抗日同盟军。[41]1934年10月，唐绍仪因陈济棠索饷兵变而离职，致使中山县和中山港的建设中断。[43]

晚年被杀

1936年胡汉民去世后，唐绍仪联合国民党元老邹鲁等人主张团结对外，但反对以陈济棠为首的两广军阀出兵反蒋，因此唐绍仪于6月辞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一职，蒋介石趁机瓦解两广军事势力，并取消西南半独立机关。虽然唐绍仪在事后仍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却未受蒋介石重用而逐渐退出政坛。1936年后，唐绍仪寓居上海大西路，后又迁往法租界内福开森路十八号（今上海市武康路40号）。[4]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之后，准备拉拢前清和北洋实力派人物组建傀儡政权，以期实行殖民统治，并于1938年初推出“南唐北吴计划”。同年1月中旬，日本华中方面军派遣松井石根等人多方游说和贿赂唐绍仪，但唐绍仪拒绝参加伪政权。之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织对华特别委员会，并计划由唐绍仪组织全国性伪政府以取代蒋介石，并派遣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游说唐绍仪。[4]

1938年9月初，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别区区长周伟龙受到蒋介石密令，选定特务谢志磐和赵理君伺机刺杀唐绍仪。9月30日上午9时许，谢志磐等人按原计划驾驶黑牌汽车，伪装成古董商人以兜售古董的名义进入唐绍仪的公寓。唐绍仪会见他们时让家人回避并让仆人上楼取款，谢志磐等人趁唐绍仪低头看古董之际，从箱子中抽出一把小斧子向唐绍仪头上砍去，结果唐绍仪当场倒卧在沙发上。仆人下楼报警，警察随后派人将唐绍仪送往广慈医院急救，但由于唐绍仪失血过多且年老体衰，最终于当日下午四时不治身亡，终年七十六岁。[14]

事后，汪精卫、张继、王宠惠等一些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明证就将其杀害的做法不满，蒋介石为平息风波下令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同时发布国民政府令褒扬唐绍仪。唐绍仪的遗体先是被其子唐柱送往上海万国殡仪馆做防腐处理，后又1938年10月20日运往香港东华义庄停放，最后被送往唐绍仪的老家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安葬。[15][44]

人物成就

外交

唐绍仪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首先，唐绍仪在早年赴朝鲜期间，协助袁世凯处理在朝外交事务，出任袁氏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并兼理秘书事宜，又于1889年9月被袁世凯举荐为龙山商务委员，还短暂接手过驻朝总理大臣一职，期间妥善处理在朝华商被害的积案、韩商排挤华商的“撤栈事件”、驻韩俄署使公署雇用华工抗遣定章不领执照案件、华商初学仁被害案件，积极维护在朝华商的利益，维护中朝宗藩外交关系。[45][46]1895年5月，唐绍仪第二次赴朝鲜期间担任驻朝总领事，维护华人利益并和朝鲜互派使者签订通商约章。[47]

其次，1899年底至1902年，唐绍仪在天津任津海关道的三年间，协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于1902年8月从外国人手中正式收回天津的行政权，同时收回英国人侵占的关内外铁路管理权和秦皇岛通商口岸管理权。[48]1904年10月，唐绍仪被任命为改三品卿、加副都统衔，[27]并担任议约全权大臣赴西藏与英国谈判，期间唐绍仪围绕“西藏主权在中国一条”据理力争，最终迫使英国代表于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基本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9]

然后，1905年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兼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与日本方面商议日俄战争后东三省的善后问题，同时主持中俄东北事务的谈判，之后又以督办铁路大臣、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的身份与外国人谈判，[49]经磋商后签订《九广路约》并修订《沪宁路约》《苏杭甬路约》等外商投资管理的铁路条约；[50] 1906年，唐绍仪被任命为税务处会办大臣，经过与英国人的谈判与斗争，最终让总税务司受制于税务大臣，为收回海关主权奠定基础。[51]

政治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出现袁世凯与孙中山南北对峙的局面，唐绍仪作为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在与南方伍廷芳的谈判中坚持民主共和，积极促成北洋军与革命军签订停战协议，暂时结束国内的战乱；[52]唐绍仪在担任民国内阁总理期间，提出施政方案并得到了参议院的赞同与支持，唐绍仪主张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 , 实行军民分治；及早开设国会，并颁布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同时在国务院成立后，唐绍仪则依靠同盟会宋教仁等人的力量，力图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独立行使内阁职权，以实现共和政治。[53]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废除《临时约法》之后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唐绍仪公开与袁世凯决裂，联络各界势力支持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并在上海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反对其称帝；袁世凯去世之后，唐绍仪又反对段祺瑞修改《临时约法》，加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积极维护民主共和政体。[54]

经济

唐绍仪在担任民国内阁总理期间，实行经济上的施政方针，振兴实业经济，开垦荒地促使农业发展，制定法律保护和整顿工商业发展；注重护养森林和兴修水利，修筑多条铁路以便利交通，推广邮电发展电政；设立烟草专卖局，发行爱国公债，设立国家银行以改革币制，实行会计检察制度以区分税目，并改良税制，实行印花税，划分国家税及地方税。[53]1914年，唐绍仪从内阁总理辞职后，邀请一班绅商朋僚集资100万元，在上海开设“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唐绍仪被推举为董事长，副总统黎元洪、上海公和祥码头买办甘翰臣、女婿顾维钧、四川督军刘存厚等人担任股东。[55]

唐绍仪于1929年4月至1934年10月主政中山县期间，提议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和规划、筹建中山港区及其配套设施，积极整顿疏浚水道以利航运，修整与岐关公路相通的唐家支线，修通唐家至中山港的主要通道直达前后环码头并筹建飞机场，建成后环简易码头、信号台与部分交通设施，开辟唐家至石岐港澳的不定期航班。[56]除此之外唐绍仪还着手建设长途电话干线网，兴办电灯局、自来水塔、筑桥铺路等市政建设，设立民众实业银行、民众实业公司、煤油局、工商炼汕公司、农业试验场、蚕丝改良局、模范林场、海产试验场。[57]

社会

1901年，唐绍仪担任官办山东大学堂的校长，培养出700多名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并选送50多名留学生出国深造。次年，唐绍仪经袁世凯举荐出任北洋大学堂督办，主持北洋大学堂全面事务，开创北洋大学堂的留学教育的先河。[58]唐绍仪在担任民国内阁总理期间，制定教育施政方案，重视道德教育，以达到养成健全共和国民的目的；制定教育大纲，举办高等教育及通识教育；设立专门学校并聘请外国人担任教授。[53] 1915年，唐绍仪回到家乡建立“共乐园”，并将其设为公共开放的场所。[59]唐绍仪在任职中山县长期间，还开设汽车驾驶学校、大力兴办公立医院、报社、图书馆、师范学校、中小学和幼稚园，率先试行义务教育制兴学育才。[57]除此之外，唐绍仪还关心地方社会的慈善和文化活动，比如1924年其致函总理颜惠庆将海关附税拨款救灾，1925年带头在中华国民拒毒委员会上签字，首倡实行禁烟，并担任该委员会的名誉会长，之后还担任南京大将大学的校董和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60]

人物评价

美国总统胡佛评价：“唐绍仪的教养、谈吐及才华令我感到钦佩[61]……他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62]

袁世凯评价：“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明机宜，确有应变才。[63]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实罕具匹。”[27]

1912年的《民立报》评价：“唐绍仪使民国并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17]

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冯自由评价：“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此种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在欧美各国庶几有之，我国则鲜见鲜闻也。”[58]

天津《大公报》评价：“除庆邸外，唐氏几为外务部中第一人，行事俱可独断。”[64]

前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评价：“唐绍仪是最富声望之外交家。”[18]

英国驻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评价：“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他极力反对外国人。”[65]

台湾学者张朴民评价：“唐绍仪在和会中身属北洋，心存共和。”[66]

家族成员

影视形象

人物轶事

怒剪长辫

唐绍仪年幼时就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4岁时唐绍仪由同邑容闳选送赴美留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唐绍仪生性倜傥豪爽，喜欢交朋友，同学又称他为“唐少老”。当时中国留学生身穿长衫马褂，头戴瓜皮缎帽，脑后留着一条“水蛇”样的长辫，被外国同学嗤笑为“pig's tial”（即猪尾巴）。唐绍仪对此十分愤怒，立即主张剪辫穿西服，但有些同学对剪辫顾虑不已，唐绍仪则认为可以在剪辫之后套上假发，这样可以避免国人看出来。在他的鼓动下，同学们个个剪辫易服，改成分头短发和西装革履，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后清政府风闻此事大为震怒，派大臣李鸿章赴美调查。唐绍仪拜见李鸿章时，其头上的假发不小心掉落。李鸿章见状大动肝火，立即饬令一百二十名大学未毕业的留学生撤返中国。[74]

结交胡佛

十九世纪末期，唐绍仪任职天津海关监督之际协助同乡人唐景星在唐山开矿，并聘请美国人胡佛为技师。唐绍仪与胡佛由于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唐山和天津之间，唐绍仪仗义疏财而胡佛喜欢挥霍，因此两人气味相投、交情不浅。1900年，义和团反对洋人而炮轰美使馆，唐绍仪的女儿被炸伤，胡佛冲进火堆将她救出，而胡佛交卸青岛税务司职时，唐绍仪慷慨解囊将其亏空的三十万两公款代还，自此两人的交情更加深厚。1926年至1927年间，胡佛参加美国第31届总统竞选，另一个候选人指控胡佛在中国华北任职时贪污。美国当局通过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调查此事，唐绍仪应求作证为胡佛辩解并电复美国。美国共和党即将电文以赫然标题刊出，表示胡佛没有贪污，才使胡佛当选为新任总统。胡佛晚年对唐绍仪仍怀念不已，还将自己的回忆录赠送给唐绍仪的侄子唐荣以示纪念，上面有胡佛自己的亲笔签名。[74]

出生争议

关于唐氏的出生时间，历来国内外各种典籍记载不一，总体有四种说法。首先，一般的记传、辞书有关条目都认为是公元1860年生；其次，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所出《民国人物小传》则记载为公元1859年；第三种是出自《徐愚斋自叙年谱》，其中记载唐绍仪乃“癸亥生”（即公元1863-1864年间）；第四种说法是唐绍仪出生于1862年，根据有三：第一，据1938年1月29日的上海《大美晚报》特讯，唐绍仪本人在年初在上海法租界私邸接受英籍记者采访时，自称“已七十八龄”，按照旧时中国人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推算唐绍仪生年应为辛酉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2年）；第二，据上海图书馆特藏部收藏的一份唐绍仪算命测八字的档案资料记载，唐绍仪生于“辛酉年十二月初三丑时”；第三，唐氏直系亲属之口述更具备说服力，1986年10月，学者张晓辉在北京亲访唐绍仪之十一女唐宝瑢，得知其父“生于辛酉年，那一天是阳历的1月2日”（唐宝瑢口述记录现存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据查辛酉年十二月初三日正是阳历1862年1月2日。[1]

后世纪念

唐绍仪的遗体先是被其子唐柱送往上海万国殡仪馆做防腐处理，后又1938年10月20日运往香港东华义庄停放，最后被送往唐绍仪的老家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安葬。[44]唐绍仪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山房路99号，由连成一体的前后两座中西合璧式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组成，总体宽12.3米，深11.6米，房前为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的花园，后座是由唐绍仪的祖父于清朝中期修建，前座为唐绍仪本人于1929年扩建。扩建的前座房屋吸收了欧洲住宅的某些风格，室内窗大房高、宽敞明亮，而外墙装饰简朴明快，属于典型的珠海民国西洋建筑；后座房屋保留了岭南明清传统民居的建筑文化元素，如水磨青砖外墙、砖雕、石雕、灰塑、木雕、壁画、雕花屏风门窗等，属于典型的明清岭南传统民居。1994年，唐绍仪故居被列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珠海香洲重要的人文胜景之一。2004年，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珠海市政府拨款彻底修缮唐绍仪故居并对外开放。[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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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唐绍仪的出生年份至今有四种说法：1859年、1860年、1862年、1863-1864年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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