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二三岁左右进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在此期间,他学习诗词书画,并掌握了汉、满、蒙、藏等多种文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承袭祖上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上虞备用处侍卫,后为銮仪卫侍卫。后因善于奉迎、办事乖巧获得了乾隆帝的赏识,他的官位也一路扶摇直上。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同年又先后升任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务府总管大臣,还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戴一品顶戴,有紫禁城骑马特权。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他前后担任了23年军机大臣,兼任步兵统领(即九门提督)22年,兼任户部尚书15年。他的爵位也从三等轻车都尉先后晋升为一等男爵、三等忠襄伯、一等嘉勇公。此外他还担任和兼任众多关键职务,包括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崇文门税务总督、掌管太医院御药房等等。另外在文化事业上,他担任过《四库全书》《日下旧闻录》《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等多种大型书籍的正总裁、总裁,以及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他决定扳倒和珅。正月初八,和珅被逮捕下狱。正月十八日,和珅用嘉庆帝御赐白炼自裁身亡,终年50岁。[1]后其子丰绅殷德在堂弟丰绅宜绵的帮助下将和珅葬在蓟县刘庄。[2]
和珅掌权期间,利用手中权势敛据了大量钱财,民间传说有“八亿两白银”之多,故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但据学者冯佐哲考证,除大量难以估计的珍宝、古玩等,和珅的财产应在两三千万两白银左右。和珅对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成规制度做了一些改动,如制定“议罪银”制度。他在担任理藩院尚书期间,负责处理少数民族事物和接待外国使者,有一定的贡献。[1]但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清王朝由兴到衰,由强到弱,由鼎盛走向衰弱,乾隆末的20年是一个转折点,和珅其人是‘不得辞其责的’。[3]
和珅的遗留诗文收录于《嘉乐堂诗集》。[2]
冯霁雯
妻子
吴卿怜
妾
钮祜禄·常保
父亲
丰绅殷德
儿子
钮祜禄·和琳
弟弟
尔善
爷爷
贝勒永鋆
女婿
惇妃
亲家母
吴省钦
老师
吴省兰
学生
胡长龄
学生
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家族世代获有军功,[4]其父常保曾为福建副都统,其生母为河道总督嘉谟之女,继母为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1]童年时期,和珅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少年时期,他们一起被选入内务府创办的咸安宫官学读书。[5]和珅天资聪颖且读书刻苦,经常得到官学老师吴省兰、吴省钦等人的夸奖和表彰。在官学期间,他不仅熟读传统国学典籍,还精通满、汉文字,还掌握了蒙古文与藏语,同时他的诗词、书画、绘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6]和珅少时经济十分拮据[a],但他在咸安宫官学的优异表现,让他得到了直隶总督英廉的青睐,资助他完成了咸安宫官学学业,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还将孙女冯氏嫁予和珅为妻。[7]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袭其父三等轻车都尉爵位。次年,和珅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没有中举。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上虞备用处[b]三等侍卫。[8]不久,他又被调至鸾仪卫充当侍卫。[9]
因为侍卫属较清闲职务,和珅常利用空闲时间自学,积累了不少知识,也学习了不少本领。[10]和珅善于奉迎、办事乖巧,一个偶然的机会[c],让他获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d]从此他便官运亨通,一路平步青云。[11]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从一个三等侍卫被擢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正蓝旗副都统。次年正月,乾隆帝又将其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协助户部尚书管理全国户口、田亩、赋税以及财政收支等事宜。仅仅两个月,乾隆帝又将其提升为军机大臣进入朝廷核心中枢。四月,和珅又兼任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又被任命为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乾隆帝又让他管理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宜,并享有紫禁城骑马的特权。一年之内六次升迁,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可见一斑,和珅不仅官职得到提升,其身份地位也随之提升,其全家的旗籍都被抬入上三旗的正黄旗[e]。次年六月,和珅调任为吏部左侍郎兼署右侍郎,十月,又兼任步兵统领,获得兵权掌管京师治安,其权利进一步扩大。[14]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吏部尚书永贵上书弹劾和珅收受户部笔帖式安明的贿赂,替他隐瞒了父亲病故的消息,让安明不必回乡守孝,这样安明便可在“京察”中升任“司务”之职。事情败露后,安明被凌迟处死,全家籍没,而和珅称是受到安明的欺骗,仅因失察降两级留用。[15]
由于乾隆帝中晚期的挥霍无度和穷兵黩武,国库日渐空虚,而和珅恰好善于敛财。同年,和珅兼任了崇文门税务总督,总管行营事务,补镶蓝旗满洲都统。在此期间,和珅为了增加税收费尽心思,不仅平民百姓遭受各种杂税勒索,连进京官员和赶考士子也一律征税。[16]六月,和珅又被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14]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粮储道并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状告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李侍尧往日仗着自己位高权重,曾言语得罪过和珅,于是和珅抓住这个机会,激怒乾隆帝惩办李侍尧,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凝阿奔赴云南调查此事。和珅一行到云南后立即将李侍尧的管家拘捕起来严刑拷打,获得了李侍尧贪污的罪证。在事实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俯首认罪。同时和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在审理此案时了解到云贵两省吏治败坏,县州府财政多有亏空。于是他给乾隆帝写了一封详细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要彻底详查,并清理积弊。乾隆帝阅后非常满意,本想任命和珅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此案为和珅审理,且不愿和珅离开自己身边,于是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让和珅火速回京。三月,还未回到京城的和珅就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和议政王大臣。回到京师后,和珅又当面向乾隆帝称述了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合乾隆之意并同意立刻施行,于是乾隆帝又任命和珅为御前大使兼任都统。通过审理李侍尧案,和珅向乾隆帝展示了他的办事能力,愈发得到乾隆帝的宠信。[17]同年四月,乾隆皇帝还与和珅结成君臣亲家,让年仅6岁的十女儿和孝固伦公主与和珅长子丰绅殷德缔结“娃娃亲”。十月,和珅担任《四库全书》馆总裁官,兼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对和珅的恩宠一时无两。[14]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撒拉尔部回民苏四十三等起义,兵逼兰州。乾隆帝委派和珅为钦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前往剿抚,阿桂因病便催促和珅先行。等和珅到时,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人已有小胜,但和珅急于求成,督促诸将分四路进军,导致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不敢上奏,待阿桂到后,和珅推脱是因为诸将不听调遣才导致兵败,阿桂便称应诛杀不听将令之人。当阿桂亲自指挥时,诸将皆听从调遣,阿桂便说并无不听令之人,将矛头指向和珅。和珅对此很是怨恨,终身与阿桂不和。乾隆得知此事后,认为阿桂一人足以平乱,又斥责和珅拖延赴师,隐匿军情不报,让和珅火速回京。后起义被镇压,和珅虽然无功,但乾隆帝又让其兼任了兵部尚书,并管理户部三库。[15][18]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营私,和珅与都御史刘墉偕钱沣前往查办。和珅为袒护其党羽国泰,便事先让他做好准备将历城县库中钱财补齐。后在盘库时,和珅又草草盘查了数十封银子没有缺失便回到行馆。但钱沣发现这些库银均为市银(库银为50两一锭,市银则规格不一)银色不一,便请求暂封了银库,并让那些拆借市银的商家将自家银子纷纷领走,结果发现历城县库亏空4万两。接着复查章丘、东平、益都等州县库时,也是全部亏空,最后统计下来,山东各州县库共亏空白银200多万两,后国泰、于易简被处以死刑。[19]
同年,和珅在查办新疆镇迪道(驻迪化州,即今乌鲁木齐)巴彦岱受贿、代属员承担亏空一案,因徇私舞弊被乾隆处以降三级留用。[15]但乾隆对和珅却信任依旧,该年和珅又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钦定日下旧闻考》总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总裁官、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再赏轻车都尉世职,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九月授爵一等男,还兼任正白旗、镶蓝旗都统。[14]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对和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行为忍无可忍,但和珅深得乾隆信任,于是他决定从和珅的管家刘全身上下手。他上奏弹劾刘全,称刘全使用逾制的衣服、车马、住宅,并借助和珅之势招摇赚骗、侵占钱财,请求严惩刘全。但他将奏折拿给同乡吴省钦看后,却被吴省钦告知给和珅。和珅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刘全毁灭证据,并立即在上奏表示已将刘全押送至京师待审,并替刘全辩解称其平日素来奉公守法,又说因为他本人长期侍奉在乾隆身边,缺乏对刘全的管教,导致他可能有不法之事,请求严查重处。等到曹锡宝查无实据之后,再加和珅巧言在先,乾隆帝狠狠申斥了曹锡宝,并指出他是为了打击和珅而故意弹劾刘全。曹锡宝只能承认言语失当,被判革职留任。[20]不久后,和珅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兼管户部,因为大学士不适合兼管税务,他卸任了兼任的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清史稿·和珅列传》载,也可能是因为曹锡宝的奏折中称崇文门税务监督实际是由刘全代为执行的原因。[18]
此后,和珅因为一些事情受到了乾隆帝的斥责。他将湛露提拔为广信知府,乾隆帝认为湛露太过年幼,不能胜任地方大员的重任,批评和珅胡乱保举。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横征暴敛,和珅觉得只需要调回富勒浑,不必兴大狱论罪;京师米价上涨,和珅提出禁止囤积,要求超过五十石粮食交给官仓减价出售,但商民们都觉得不方便。朝廷在讨论这些事情时,迁就了和珅的意思。但乾隆帝对此颇为不满,对和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8]
但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依然不减,其职权也稳步提升,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和珅因功获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充殿士读卷官,五月,充庶吉士馆教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赏赐黄带、四开褉袍。[14]乾隆帝八十大寿时,乾隆帝钦命和珅负责庆典工作。同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指出各省地方府库空虚的情况,乾隆十分震动,和珅建议让尹壮图负责前往各省调查,并派侍郎庆成随同监督。而庆成每到一个地方便用种种手段阻扰尹壮图的调查,各省地方官也借机将府库亏空填平。结果尹壮图查证无果,因妄言而被罢官。[18]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命人在辟雍刻“石经”,共八位总裁,和珅为正总裁。尚书彭元瑞独自承担校勘的工作,并负责编写石经考文提要,完工后受到乾隆帝的嘉奖。和珅对此很是嫉妒,于是就诽谤说彭元瑞编得不好,并称其非议天子圣文。乾隆帝则说该书是他钦定,不能将它视为私人著作。和珅于是派人编写考文提要举正,并冒称是自己的著作呈上,并诋毁彭元瑞所编不便于读书人,请求销毁,但乾隆帝不许。石经馆臣请求颁布彭元瑞所编的提要,又被和珅阻止,他还派人暗中磨掉石碑中遵从古文的内容。[18]此时和珅在朝中地位仅次于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但阿桂不时奉命外出督办公务,由和珅代领班之职,他实际上已成为朝中第一权臣。[14]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平定后,和珅议功得以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珅又兼管了太医院和御药房。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和珅任殿试读卷官,负责教习翰林院的庶吉士。此后,和珅又遭到了两次处罚。九月,当时朝廷审理死刑案件,情节严重的要请皇帝圣旨裁定。和珅掌管理藩院,在处理蒙古台吉(有爵位的成吉思汗后裔)图巴扎布凶残一案中,因未先具奏、回护罪犯,被降三级留任。十月,又因在廷试武举中不如实奏对,护过饰非被判革职留用。[18][21]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改名颙琰,即嘉庆皇帝),但朝廷大权仍掌握在作为太上皇的乾隆手中,再加上嘉庆帝顾及乾隆帝年事已高,对和珅很是优待,和珅依然权势熏天。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和珅调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六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是年,阿桂致仕,和珅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第一权臣。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调管刑部,但不久后又因军需报销需要继续监管户部。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充赞襄机务大臣,兼管吏、户、刑三大部部务。八月,白莲教教首王三槐被擒,和珅因赞襄机宜有功,晋封为一等嘉勇公。[14][18]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得以亲政,他立即开始着手整肃朝政。他为了安和珅之心,令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先办理好乾隆帝的后事。初四,嘉庆帝突然宣布免除和珅军机大臣、步兵统领等官职,并让和珅、福长安昼夜在大内为乾隆帝守灵,不得随意出入。接着又发出一道诏令向朝野暗示和珅为贪赃枉法的总后台。初五,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和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书弹劾和珅,列举其种种不法之事。初八,嘉庆帝以王念孙、广兴等人所列罪状,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的所有职务,将其逮捕下狱,并令一干亲王、郡王、大臣负责查抄两家及其家人财产,会同三法司审理二人,将两家及其亲属暂时圈禁,防止他们相互串供。[22]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一日,嘉庆帝用谕旨公布了和珅擅权、贪污、违制等20大罪状。在嘉庆帝的直接指挥下,诸亲王、郡王以及刑部、三法司几次向皇帝提出了对和珅等人的处理方案。最后,嘉庆帝下旨本想将和珅按大逆罪凌迟处死,但和珅毕竟担任过首辅,且和珅儿媳和孝公主多次入宫求情,于是决定让和珅自尽。正月十八日,嘉庆帝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住所,赐其“白练”一条,令其自尽。和珅看到白练后,自知死期已至,便题下绝笔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赋诗完毕,和珅便悬梁自尽,享年50岁。[23]后其子丰绅殷德在堂弟丰绅宜绵的帮助下将和珅安葬在蓟县刘庄。[2]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丰绅宜绵将和珅的遗留诗文和其父亲和琳、堂兄丰绅殷德的诗文合刊,称《长白英额氏三先生诗集》,又名《英额和氏诗集》。吉林省图书馆有藏,包括和珅的《嘉乐堂诗集》(收诗109首)、丰绅殷德的《延禧堂诗钞》(收诗147首)、和琳《芸香堂诗集》上下卷。[2][24]
和珅当政期间,他对乾隆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定作了一些变动,但和珅被处死后,许多原始档案被销毁,某些具体做法已无从考证,但在部分资料中还是有所体现,具体如下。[25]
2001年,和珅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26]
在和珅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后,他首先在用人规则上作了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其人员增补都由军机大臣自行挑选,皇帝都不清楚具体人员配置,这样和珅就可以任人唯亲,将军机处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以往奏章可以直接送至御前有皇帝亲启亲阅,和珅将其改为,凡奏折分为一式两份,正本送呈皇帝,副本交送军机处,这样和珅便控制了言官进谏的渠道。对于御史等台谏之臣,一方面他极尽拉拢,一方面规定御史出缺时,必须由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官员充任,这样的官员只会关心自己的升迁与待遇,便没人敢于弹劾他。另外他还规定各级官员、外国朝贡使臣向皇帝进贡物品,都要事先向其报备,由他来决定是否进贡,这样他便可以从中渔利。[25]
在经济方面,和珅最主要的举动便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实行“议罪银”制度。议罪银是一种罚款制度,在官员有过失或者皇帝认为其有过失时,需缴纳的“赎罪钱”,又称“罚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罪银”“自行议罚银”等。其形式为官员“自行议罪缴纳”,大致以职位高低、俸禄多少、官职肥缺而定,其目的是为了替皇帝敛财。[25]
和珅是这项制度的主要倡议者,它大概开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当时掌管吏部、户部和内务府三库等国家财政大权,乾隆为了开辟新的财源弥补其巨大的开支,同意了和珅的提议,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逝世才宣告终结。同时和珅也是这项制度的实施者,他通过“密记处”来处理议罪银的有关事宜,该机构为秘密机构隶属于军机处,其负责人由满人担任,内务府各库收到的银两均要向“密记处”呈报在案。和珅每隔一季,至多半年,便向乾隆帝汇报一次工作,并列具清单供乾隆帝预览。由于和珅在此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官员为了逃脱罪责向他献媚取宠。[25]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密记档》记载,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13年期间(中缺乾隆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年),重大的议罪银案件有68件,其中督抚级官员认议罪银便有37人次,缴纳议罪银数量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的1550两,缴纳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性缴纳白银38.4万两,其他多少不等。根据冯佐哲的初步统计,当时每年罚议罪银五起左右,数额约30万两,其中85%上交内务府各库供皇帝个人使用,只有15%奉旨解送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这项制度的实施助长了乾隆后期贪污成风和吏治的腐败,很多官员贪污便以此为挡箭牌。它加重了人民负担,使许多官吏和商人深受打击,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社会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也随之加深。[25]
此外,和珅为了敛财,他对内务府的一些规定也做了改变。乾隆四十七年(1718年),他提出所有分府庄头由王府自行处理,以便兼并土地,因为以往分给各宗室王府庄头由内务府分拨制定,王府不能随意将其随意发卖。[27]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建议乾隆帝将投充庄头[f]和“老圈”庄头[g]均视为圈地家奴,来提高租息。[25]时有庄头王坦便深受其苦,他本是划为绵悦贝勒的分府庄头,因为和珅的规定,被绵悦贝勒卖予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其土地租银被加至一倍有余,和珅伏法后,嘉庆皇帝又重新将其划给绵悦所有。[29]
和珅在担任《四库全书》《开国方略》《日下旧闻录》《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清《三通》等多种大型书籍的编撰负责人期间,借机打击不愿和他合作和被他怨恨的编撰者,如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陆赐熊等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则几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在担任科举考试、士子教育以及皇家子弟教育的职务期间,利用职权控制了一部分官员的升迁,借机安插亲信,打击报复与他有怨之人。[30][31]他还喜欢删改书籍,例如他派人磨掉、修改《石经》上的文字,清代删改书籍之风便是此事开始兴起的。[32]
他主张对读书人严格管制,对于有不满情绪的人则要大力打击。乾隆中后期文字狱兴盛,便与他有很大关系,他直接参与了限制、打击读书人的一些事情,[31]如他在担任《四库全书》总裁后,就多次鼓动和建议乾隆帝,催促各省查缴、销毁“违碍字句”的禁书,查抄的范围甚至包括小说、戏剧、词曲,制造了多起文字狱事件,直到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五年,他还在提起查缴禁书的事情。他还喜欢删改书籍,例如他派人磨掉、修改《石经》上的文字,清代删改书籍之风便是此事开始兴起的。这些行为让他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2]
据红学家考证,《红楼梦》初时是作为一本对清朝有不利之言的秘本书,只有少数书商为了牟利而冒险传抄售卖,但在乾隆五十四、五年之后,却广泛流传于民间。红学家周汝昌认为,和珅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和珅之弟和琳亲家苏凌阿家中藏有《红楼梦》的原抄本,和珅阅读之后十分感兴趣,甚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和珅的诗集中就有不少诗句和《红楼梦》中的诗句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且和珅的诗句还引用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或故事,如“金钗十二浑闲事,漫逆同车携手行。”于是和珅找高鹗和程伟元续写了后面四十回,在他觉得满意后将其呈送给了乾隆帝,得到了乾隆帝的同意,《红楼梦》才流传开来。[32]
和珅长期参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始兼任理藩院尚书,凭借他掌握的汉、满、蒙古、藏等多种民族语言,他处理过各种民族事务。他每年都跟随乾隆帝至热河避暑山庄并参加当年的木兰秋狝时,与各民族的王公、贵族团聚,他还多次帮助乾隆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问题,负责过接待六世班禅觐见皇帝等事务。除此之外,他还先后多次接待来自朝鲜、英国、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和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尤其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任吏部侍郎时便与朝鲜使臣有过接触,《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正宗实录》便有和珅多次接待朝鲜使臣的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第一次正式派使团访华,和珅便是接待英国使团的主要负责人,在此次接待中,虽然受到英国使团的好评,但他在这次活动中也没有忘记贪污,曾指示下属报销了远超实际数额的使团差旅、接待费用。[33]
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赞》和《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对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多种文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意。”[34]
和珅的岳祖父英廉曾评价年轻时的和珅“机敏且善察言观色”,“相貌白杳而英俊,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35]清代诗人袁枚曾作诗称赞年轻时候的和珅兄弟,“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36]
和珅在接待英国使团时,给当时英国使者留下很好的印象,正使马戛尔尼曾说:“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37]副使斯当东也评价道:“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38]
当时和珅朝中的对手则对和珅恒之入骨,军机大臣阿桂曾说:“此欺上瞒下之辈,吾早晚必为国除之。”,军机大臣于敏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此人奸险古来稀,吾欲除之而后快。惟其善测上意,宠冠诸臣,难以除之。”认为和珅是奸佞之人,善于揣测上意、欺上瞒下。[35]
和珅的老师朱珪在和珅伏法后曾说:“珅早年好学,唯其为官后日渐贪婪,后手握权柄,挟百官于朝廷。不顾师生之谊,陷吾于不义。”“今珅已殁,吾惜其才致其入歧途。吾本欲与其一同为皇上效力,惜珅先吾而去,令吾感叹。”感叹和珅曾也是好学有才之士,但做官后日渐贪婪走上了歧途。[35]
清末学者薛福成在其《庸庵笔记》中批判和珅:“性贪黩无厌,征求货财,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称和珅为贪得无厌之辈,即使督抚等高级官员惧怕和珅的构陷加害,也不得不以财货向其献媚结交。[39]
小说家蔡东藩则将和珅当做贪官污吏的典型,认为后世为官者都应以和珅为殷鉴,“和珅为相二十余年,家中私蓄,几乎不可胜算。乾隆时,清政府岁入,止七千万,和珅家产,适当清廷二十年岁入之一半而强,然卒之全归籍没,贪官污吏之结局如此。后之身为公仆者,亦何不奉为殷鉴耶?”[40]
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认为:“珅专政既久,吏风益坏,卒酿成川楚教匪之变事具后章,为清室中衰之最大原因。”“盖至嘉庆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斫丧于和珅一人之手矣。”认为和珅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最大原因。[41]
清史专家王钟翰认为:“自来中外史学家莫不公认,清王朝之由兴到衰,由强到弱,由鼎盛走向衰弱,乾隆末的20年是一个转折点,因此,和珅其人是‘不得辞其责的’”,“和珅的蠹国肥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固为众所周知。”他也补充到:“和珅不但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大能人。”“和珅工诗能绘画,非仅诵四子书之辈可比。”[3]
一般认为和珅为满洲正红旗人,《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以及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等官书、正史中均如此记载,大多数学者也均持此论。在民国初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疑意,认为和珅是“包衣旗人”,为内务府包衣[h]。如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中《和珅当国时之戆翰林》记载,和珅为鸾仪卫包衣出身;红学家周汝昌在《<红楼梦>全壁背后》认为,和珅不仅是内务府包衣,而且怀疑他是满洲正白旗包衣籍,其观点有三,其一为嘉庆年间论和珅罪时,名言和珅是“满洲世仆”,其二和珅曾为咸安宫官学生,而咸安宫官学为雍正六年专为教育内务府包衣所设;其三和珅妻子的祖父英廉便为内务府包衣籍;其四,和珅曾被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白旗满都统,其坟地在东郊为正白旗区。清史专家冯佐哲在其《和珅评传》逐一反驳了以上论据,“满洲世仆”一词在史书、档案中应指八旗军民,“内府世仆”“内府微末世仆”才指内务府包衣。另外咸安宫官学后来是八旗子弟均可就学的学校;再者乾隆二年便废止了内物府包衣与旗人通婚的禁令;另外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等官职与官员本身旗籍并无必然联系。基于以上,冯佐哲否定了周汝昌等人之观点。[43]他认为和珅是满洲正红旗旗籍,并根据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来文》卷号8《刑法》中资料考证,其所属甲喇为二甲喇[i]。[13]
和珅家产被籍没后,查抄出了大量的动产与不动产,当时震惊了朝野上下,民间流传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关于其家产数量,在野史、笔记、民间流传的和珅家产数量以及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官书、正史中的记载则极为悬殊。[45]
在一些野史笔记如《清朝野史大观》载,和珅家产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即八亿两白银),《清裨类钞》也有相同记载。《止园笔谈》中说查抄和珅的财产,“银九千四百余万,金五千八百余万。玉器价七千万。外有玉马、珊瑚等作价白三十万”;《殛珅纪略》载和珅家产“总共合计共值五千四百余万两。”其他一些说法和传闻与以上大概相同。《庸庵笔记》载,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计有两亿余两白银,照此估计,其家产应在8亿两以上,但《庸庵笔记》的作者薛福成本人都曾对此清单有些怀疑,邓之诚等清末学者也认为民间传抄的各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所载数据不太可信。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与《庸庵笔记》中所载的《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的记载颇为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冯继佐认为《和珅犯罪全案档》与野史、笔记的记载同出一源,它们的记载都是不可靠的。[45]
冯继佐在综合一些清史档案与正史中记录的和珅家产数量,如绵恩、淳颖、蕴布等人奏折,内务府奏折,内务府官员租库呈稿,永锡、绵懿、永来等人奏折,《内务府来文》等档案,以及《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中的相关记载,他认为和珅家中除了大量珍藏难以估价的珍宝、古玩、字画外,在京财产有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自开当铺十二座,家奴刘全等当铺八座,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合计银价二十万三千三百两,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八十辆大车折合银九千九百两。此外,和珅还有在京的豪华住宅、花园、别墅多处,其中包括得胜门内什刹海的宅第(即今恭王府)、海淀别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等。另外他以及其家人还开设有大量粮店、药店、古玩店、煤矿等。据冯佐哲估算,除去难以估价珍宝、古玩、字画外,和珅财产应在两三千万两左右。[1][45]
关于和珅发迹的原因,正史并无记载,在一些野史、笔记中有所提及,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1]
《郞潜记闻》载,某日乾隆帝出宫,在车舆中阅读奏报,得知有要犯逃脱,盛怒之下说出“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此句出自《论语》,意为老虎、雌犀牛等珍贵动物出逃,是谁的责任。在场侍卫皆不解其意,只有和珅说出了“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同样也出自《论语》,意为是守卫的责任。乾隆帝得知和珅也读《论语》,遂又问了其家世年岁,和珅的回答都很和乾隆之意,自此和珅就得到了乾隆帝赏识。[11]
《清朝野史大观》载,乾隆帝当太子时,一次进宫,看到父皇雍正帝的一个美丽妃子正对镜梳妆,一时兴起,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拿起梳子往后便打,正好打到乾隆的额头。乾隆帝的母后见了,认为是那个妃子调戏太子,于是赐其自尽。乾隆帝认为是自己害了那名妃子,用手指沾上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个记号,期待妃子转世后能再相见。后来,和珅入宫做侍卫后,乾隆发现他似曾相识,再看和珅的容貌与当初那名妃子也颇为相似。于是查验其脖颈,见有一颗红色指纹,从此便将和珅当做那名妃子,宠爱有加。
《清朝全史》载,某日乾隆帝要外出,仓促见找不到黄盖。乾隆帝问是谁的责任,侍从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和珅则应声答道“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乾隆帝见其相貌不俗,声音清亮,又问其出身,得知其为官学生出身,询问四书五经,也颇能对答,便得到乾隆帝的赏识。[11]
《归云室见闻札记》载,乾隆帝游幸山东时,很喜欢乘一种骡子驾驭的小车。某日和珅随侍,乾隆得知他是生员出身曾参加过科举,便让和珅将其参加科举的文章背诵了一遍,乾隆帝听后,颇为认可和珅的才华,认为他能够中举,便开始重用和珅。[11]
《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庸庵笔记》的记载也与上面颇为相似,和珅通过论语对答得到乾隆的赏识,自此开始发迹,其余野史、笔记中也大同小异,即一各偶然的机会,让乾隆帝发现了和珅的才华,引起了乾隆帝注意。[11]
和珅所姓的钮祜禄氏是满族大姓,在《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按其分布区域,分为某某地方钮祜禄氏,和珅一家属于英额地方钮祜禄氏,英额地方今为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英额地方钮祜禄氏原生活于松花江源头长白山地带(今吉林省),后移居于英额地方。[46]
和珅亲属
关系 | 名字 | 备注 |
直系先祖 | 葛哈察鸾 | 正红旗人[4] |
高祖 | 尼雅哈纳 | 攻河间府立功,赐“巴图鲁”号(即勇士之意),授三等轻车都尉[4] |
父亲 | 常保 | 袭三等轻车都尉,曾任福建副都统,后追叙其堂弟阿哈硕色军功,授一等云骑尉 [4] |
母亲 | - | 其生母为河道总督嘉谟之女,继母为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1] |
妻子 | 冯氏 | 直隶总督英廉之孙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与和珅成亲,嘉庆三年(1798年)去世[7] |
妾室 | 长二姑 | 和珅被迫自裁后,曾作诗一首诉说哀思,“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47] |
吴卿怜 | 初为平阳王亶望之妾,王亶望获罪斩首后,被蒋锡棨所得,献于和珅做妾侍。和珅死后,除为官妓,有诗自述哀怨,“梁间燕子来还去,害煞儿家是戟门。”[47] | |
儿子 | 丰绅殷德 |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乾隆帝赐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与和孝公主成亲,嘉庆十五年(1810年)去世,享年36岁。丰绅殷德有两女,无子,后过继福恩为子[48] |
女儿 | 现有资料显示,和珅至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女嫁给贝勒永鋆[49] |
和珅党羽骨干
名字 | 备注 |
和琳 | 和珅亲弟,由吏部笔帖式官至四川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过程中死于湖南平陇 |
福长安 | 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级大臣傅恒之子。曾任户部尚书、军级大臣等职。在于和珅共事过程中,深受和珅扶植与关照,福长安也甘作和珅附庸,打击以阿桂为首的朝臣 |
伊阿江 | 大学士永贵之子,他与和珅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彼此经常以诗唱和。伊阿江极力巴结和珅,和珅对他也很是照顾,推荐他做了山东巡抚 |
苏凌阿 | 和琳的儿女亲家,又巴结顺从和珅,故受到和珅的照顾。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 |
景安 | 他一向依附和珅,办事无能。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东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 |
明保 | 和珅的舅父,由于和珅的举荐,曾任湖北汉阳知府 |
吴省兰、吴省钦 | 两人为同胞兄弟,曾是和珅在咸安宫官学的老师,后来投靠和珅为其效劳,在和珅的推荐下,曾多次担任乡试主考官。嘉庆初年,吴省兰还被安排在嘉庆帝身边,明面上为嘉庆帝整理诗文,实则为和珅监视嘉庆帝 |
此外,还有许多大臣投靠和珅,例如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湛露、李潢、李光云、胡长岭等,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 | |
参考资料:[1] |
和珅打击报复的对象
名字 | 备注 |
阿桂 | 阿桂多年以“首辅”的身份,官位列与和珅之前。两人矛盾重重,阿桂痛恨、鄙视和珅的贪婪和骄横,和珅也不时排斥、打击阿桂。两人用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起办公,即使一起上朝时,阿桂也要离和珅数步之遥,很少理他 |
福康安 | 乾隆帝孝贤皇后为其姑母,曾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他与和珅长期不和,矛盾重重,乾隆帝只好经常将其外出公干,将和珅留在身边 |
王杰 | 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级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在军机处时,正是和珅把持军机处之时,对和珅的跋扈,王杰有时会与和珅争论甚至上奏乾隆帝,故和珅用尽各种手段甚至造谣诽谤想将其排挤出去,但他学识渊博、长相俊秀、为人正派,深受乾隆帝喜爱,始终不肯让他离开军机处。知道嘉庆元年(1796年),王杰对和珅忍无可忍,才自己退出了军机处,和珅伏法后担任首辅 |
董诰 | 历任庶吉士、内阁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等职,他在军机处四十余年,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同情王杰在军机处的遭遇,又不时与和珅发生矛盾。为此和珅非常忌恨他,曾多次找机会陷害他 |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遭受和珅打击、迫害的朝臣,如大学士、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和协办大学士彭士瑞等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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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弹劾和珅或其党羽之人
名字 | - |
曹锡宝 | 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监察御史等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检查御史的身份弹劾和珅管家刘全,但查无实据,被革职留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郁郁而终 |
钱沣 | 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为人正直,一直坚持与和珅及其党羽斗争。因为阿桂与和珅不能同在一处办公,他上奏乾隆帝让所有军机大臣回到军机处办公地点办公,是针对和珅的跋扈所作的试探。此外他还曾拟了一封奏折列举和珅之罪准备上奏皇帝。因此和珅非常忌恨他,故将所有苦差事、难办之事都交给他去办,最后积劳成疾,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病逝。(另有一说,是和珅得知钱沣要弹劾自己,派亲信将其毒死) |
尹壮图 | 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朴寺少卿、礼部侍郎等职。他曾反对和珅制定的“议罪银”制度。后来在查处地方府库空虚情况时,因为和珅党羽庆成的阻扰,查无实据。尹壮图被下狱判斩,后乾隆帝认为处罚过重改为降职。尹壮图心中抑郁,最后以侍奉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帝亲政后才得以平反 |
谢振定 | 历任散管编修、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他对和珅及其眷属爪牙横行霸道的行为深恶痛绝,据说他在任京师巡查东城御史时,在灯市口通打和珅的小舅子,还烧了他的逾制马车。后来和珅找借口将其夺职 |
参考资料:[1] |
由于各种笔记、野史以及影视作品的影响,民间常认为刘墉、纪晓岚与和珅为水火不容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1]
历史上的刘墉信奉明哲保身,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他就任左都御史期间,没有对和珅及其党羽进行过有效的监督和弹劾。但他也不阿附和珅,嘉庆帝亲政后,他是首先弹劾和珅者之一,后来也参与了对和珅的会审、抄家。[1]
而历史上的纪晓岚确有才子之名,但他从未做过军机大臣,最高只担任过“协办大学士”,与和珅地位相差很大。纪晓岚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篆官时,与担任正总裁的和珅虽有过矛盾,但并没有太过激烈的斗争。[1]
和珅父母死后,生活十分拮据,继母对他和弟弟和琳并不友好,和珅不得不四处借钱度日。在家中难以为继时,他想起祖上在保定一带有15倾官封田,交给他父亲的部下赖五打理,但和珅父亲死后,赖五交给和家的租银便越来越少了。和珅便带着家丁刘全想去找赖五借些银两,但赖五不仅不借钱,还想将那15倾田据为己有,称和珅若真急用钱,便将地卖掉。和珅拿着地契去找官府,但当地知府和赖五早有勾结,称和珅是勒索。当时卖掉祖传田地被人视为败家子的行为,但和珅为了完成学业,当机立断卖掉田地,用卖地的钱财完成了他和和琳在咸安宫的学业。[50]
乾隆帝晚年上朝时,就命令和珅站在他和嘉庆帝的旁边,因为只有和珅能听明白他说什么。所以每天上朝时,和珅就等用于摄政,满朝文武上奏时,他就“听取”乾隆帝说话,自己下判断,把持朝政,因此时人称其为“二皇帝”,而坐在一旁的嘉庆帝则敢怒不敢言。[51]
相传孝庄皇太后60大寿时身染重病,康熙帝为了给祖母祈福,便沐浴斋戒三日手书了一副“福”字,并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印玺。在得到该“福”字后,孝庄皇太后将其挂在床头每天都面对触摸,不仅身体康复了,后来还以75岁高龄寿终正寝。后来康熙帝命人将其临摹在一块汉白玉石上,成为皇家至宝。乾隆时候,和珅将其盗入自己府邸(即今恭王府)的假山洞中隐藏起来,意寓为“洞天福地”(一说为乾隆赐予和珅)。据传后来和珅被抄家,嘉庆皇帝想挖走它,但是和珅将其嵌入龙脉交接之处,挖走“福”字就动了龙脉,只能作罢。1962年,周恩来总理考察重修恭王府时,考古人员在恭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发现了这块“福字碑”,后周恩来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52][53]
和珅掌握大权后,便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他利用一系列手段聚敛了大批的钱财,其惯用手段主要有如下几点。[54]
贪污
由于和珅掌管户部、内务府,府库中的钱财几乎任由和珅支取,还无帐可查。另外他还利用为皇族中人过生日、为乾隆帝监制下江南的龙舟等机会敛财。此外各地方以及外国朝贡的珍品,也先经过和珅之手,再交给皇帝,因此,他府中有些珍品甚至比皇家库藏还好,例如他家珍藏的一颗珍珠比乾隆御用的冠顶还大。[54]
受贿
由于其大权在握,很多官员甚至是皇子、亲王都要向其行贿,如皇子永锡为了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便将自己前门外的两所铺面房送给了和珅。[54]
经商放贷
和珅为了聚敛更多的钱财,还开设了旅店、粮店、酒店以及瓷器店、灰瓦店等,并倚仗权势欺行霸市、投机取巧。如和珅曾听闻京西地区煤矿资源丰富,他便在门头沟和香山一带开设煤矿,结果通往香山碧云寺的泉路因挖煤而中断,被人告至朝廷,乾隆帝派定亲王前去查看,结果定亲王得知是和珅所为,便不了了之。而且和珅还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用来放高利贷,即使是亲友也不讲情面,他的舅舅明保曾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每月1分利,后来本利达到了21450两。另外他还开设了大量的当铺、钱庄、银号,据统计,他家的当铺有75座,钱庄、银号42座,分布在北京、保定、通州、蓟州等地。[54]
盗窃
和珅还利用掌管国家、皇室财产的机会,监守自盗。他曾从皇宫偷运出大批珍贵的楠木,为自己大兴土木。还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回京述职时,敬献给乾隆帝一件鼻烟壶。但之后这件鼻烟壶就到了和珅手中,和珅还称是皇帝转赐给他,但实际上是和珅通过亲信偷来的。[54]
豪夺
和珅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弱者进行强取豪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奉天义州庄园庄头许五德受到贝子永泽家人霍三德的敲诈,许五德便托人找和珅予以关照。事后许五德没有钱财奉上,和珅便强行让许五德酬谢他15倾良田。[54]
和珅利用自己聚敛的经人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吃的方面,他吃腻了各种山珍海味,便以珍珠为食。在穿的方面,他拥有貂皮1500多张,狐皮1000多张,其他各种上等破茂不计其数,另有绸缎间2间,各种衣服5300多件。据传他有一件衣服的纽扣全是用西洋小钟表制成。他的住宅装饰如皇宫,其建筑是仿照圆明园的布局,园内种满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为了运输园内的“太湖石”,便花费了数千两黄金。他府中妻妾成群,有别人送给他的各式美女,甚至还有宫中的宫女。他最宠爱的为长二姑和吴卿莲,据说乾隆平定“准葛儿大小和卓”后,命人用阗玉雕刻了一匹高2尺、长3尺的玉马,和珅将其偷回家中,专供自己和两位爱妾洗澡时乘坐享用。他为自己的蓟州修炼的墓葬,堪比皇陵。[55]
恭王府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始建于18世纪,原为和珅的宅邸,在和珅获罪后,此宅被没收,先是被赐予庆郡王,在咸丰元年(1851年)又被改赐给恭亲王奕訢,是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56]
该建筑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府邸占地约3公顷。府邸分中、东、西三路,有多个院落组成。其中嘉乐堂是和珅时期之建筑,悬挂“嘉乐堂”匾额,疑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但匾额无署款,无钤记,故无由证实,但和珅留有《嘉乐堂诗集》,说明是和珅之室名。花园为萃锦园,俗称恭亲王府花园,占地约2.5公顷,花园中的康熙帝御书“福”字碑便是和珅将其从皇宫中盗出(一说为乾隆赐予和珅)。[52][53][56][57]
作品时间 | 作品名称 | 饰演者 | 海报 |
1987年 | 《满清十三皇朝》[58] | 张振华 | |
1996年 | 《宰相刘罗锅》[59] | 王刚 | |
1997年 | 《嘉庆君游台湾》[60] | 管乐 | |
1998年 | 《大贪官和珅》[61] | 韩青 | |
2000-2009年 | 《铁齿铜牙纪晓岚1-4》[62][63][64][65] | 王刚 | |
2001年 | 《风流才子纪晓岚》[66] | 施丹江 | |
2001年 | 《皇宫宝贝》[67] | 王绘春 | |
2002年 | 《梦断紫禁城》[68] | 王刚 | |
2002年 | 《七品钦差刘罗锅》[69] | 刘小锋 | |
2002年 | 《草民县令》[70] | 刘卫华 | |
2003年 | 《乾隆王朝》[71] | 陈锐 | |
2003年 | 《倚天钦差》[72] | 王劲松 | |
2003年 | 《布衣天子》[73] | 王刚 | |
2004年 | 《乾隆与香妃》[74] | 天明 | - |
2004年 | 《少年大钦差》[75] | 曾志伟 | |
2004年 | 《沧海百年》[76] | 王刚 | |
2004年 | 《大清御史》[77] | 扬升 | |
2005年 | 《少年嘉庆》[78] | 王刚 | |
2005年 | 《嘉庆传奇》[79] | 何冰 | |
2005年 | 《人小鬼大刘罗锅》[80] | 姬晨牧 | |
2006年 | 《铁将军阿贵》[81] | 王刚 | |
2006年 | 《红墨坊》[82] | 魏宗万 | |
2009年 | 《书剑恩仇录》[83] | 任伟 | |
2009年 | 《嘉庆君游台湾》[84] | 岳跃利 | |
2010年 | 《李卫当官之大内低手》[85] | 秦焰 | |
2014年 | 《大清盐商》[86] | 胡明 | |
2018年 | 《天命》[87] | 陈展鹏 | |
2021年 | 《刘墉追案》[88] | 曹征 |
展开
[a]学者冯佐哲认为可能是因其父亲常年在外任职,开销教大,其生母早逝,继母对他和弟弟和琳也不太友好的原因。[7]
[b]该处通常由侍卫10人组成,司扶舆、掌灯之事,负责皇帝出巡一切仪仗事宜。另有司库1名(由内务府派遣)掌黏杆、钓竿及一切戏具。故又称“黏杆处”。[8]
[c]和珅被乾隆皇帝赏识的具体原因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在《郞潜记闻》《清朝野史大观》《庸庵笔记》《归云室见闻札记》《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清朝全史》等各种野史笔记中,说法不一,真实性也有待考证,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和珅在乾隆皇帝身边服务,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皇帝发现了他的才华,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11]
[d]也有传闻乾隆皇帝和和珅有“同性恋”之嫌疑,让和珅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遇。冯佐哲认为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2]
[e]满洲上三旗为镶黄旗(清皇族便属于该旗)、正黄旗、正白旗,下五旗为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13]
[f]是满清入关后,在满人威逼之下,携带自家土地投入满人旗下为奴者,因为是带地投充,往往会被委任为庄头,以管理投充之地。[28]
[g]指随清军入关一起圈地的包衣庄头,地位高于投充庄头。
[h]包衣旗人属于奴仆。[42]
[i]甲喇,为清朝八旗的组织单位。[44]
展开
[1]冯佐哲. 历史上真实的和珅[J]. 炎黄春秋, 2004, (10): 72-79.
[2]【和珅】.故宫博物院. [2023-07-22].
[3]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1-2. 7-5006-2764-5 .
[4]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2-24. 7-5006-2764-5 .
[5]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8. 7-5006-2764-5 .
[6]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0-31. 7-5006-2764-5 .
[7]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2-33. 7-5006-2764-5 .
[8]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5-26. 7-5006-2764-5 .
[9]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5. 7-5006-2764-5 .
[10]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6. 7-5006-2764-5 .
[11]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8-39. 7-5006-2764-5 .
[12]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39. 7-5006-2764-5 .
[13]冯佐哲著 . 和珅评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18-19. 7-5006-276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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