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祖父为季历,父为姬昌,母为太姒,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武王姬发的弟弟,成王姬诵的叔叔。因为他的封地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封国在鲁地(今山东省曲阜),所以后世称其为鲁周公。[3]
周公年少就笃行仁义,恪守孝道,等到武王即位,常作为辅佐君王的大臣。周文王死后,他协助武王伐纣灭殷。武王死后,周公又代替年少的成王处理国事;周成王三年(前1113年),他率兵东征,平定了管叔、蔡叔与淮夷发动的叛乱,诛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霍叔,将殷商遗民分别封给微子启与卫康叔。[3]
在平定东方叛乱后,周公为方便管理,开始兴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并且迁九鼎到洛邑,同时大肆分封同姓宗族子弟,用来保护捍卫周天子的政权;[3][4]制定礼乐,确立了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以礼乐等级为基础的封国制。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被之后的儒家传承,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因此,周公被认为华夏人文始祖之一,被称为“元圣”。[3][5]
其言行多散见于《尚书》《史记·鲁周公世家》《史记·周本纪》《逸周书》《竹书纪年》诸书中。[3][4][6]
周文王
父亲
太姒
母亲
伯禽
儿子
蒋伯龄
儿子
姬苴
儿子
君陈
儿子
姬发
哥哥
蔡叔
弟弟
霍叔
弟弟
康叔
弟弟
姬载
弟弟
曹叔振铎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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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少年时期便聪睿仁义,异于文王的其他诸子。在他成年后,作为王室的肱股之臣,常与武王商量国事,为武王所信赖。周公时常劝武王外伐戎夷,内抚国民,勤修国政,以承继发扬文王未完成的遗业(伐商兴周)。[3]
由于商朝授予了文王专征大权,故周公经常以“敬重道德,顺应天命”的话来激励武王,以“敬天保命”的观念,为武王伐纣奠定了道统基础。[7]
武王九年(前1047年),周公以正使辅佐武王起兵伐纣,以兵车载文王木主牌位,向东进兵至孟津,以此来观察诸侯对伐纣的反应,当时诸侯不约而至者约有八百,然而武王以“天命未可”为由,班师归朝,并作《太誓》来向天下昭告殷纣的罪行。[4]
武王十一年(前1045年),遵照文王遗命,周公旦与太公望夹辅武王,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再会诸侯于孟津(孟津县),东伐纣至牧野,作《牧誓》以激励士卒,当时诸侯陈师牧野的兵乘数量,大致四千乘左右。[4]
纣王听闻诸侯的军队到了,发兵七十万来抵挡,然而商军士卒都不愿意为纣王效命,全部反向倒戈,以迎接武王入都,纣王逃到鹿台自焚而亡。[4][8]
周公手持大钺护卫武王,昭告天下,革殷之命,兴周之祀,以顺应天意。武王又按功封国,将周公旦分封到鲁地的曲阜,召公奭(shì)封到了燕地(大致为今河北北部、山西西部以及北京地区),其余功臣依次受封。让西周的王族子弟监管殷商遗民,大致分为三部分:封蔡叔度于卫地;管叔鲜于鄘(yōng)地;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邶(bèi)地,以延续殷商的祭祀。[4]
鉴于灭殷不久,民心没有归附,东夷淮泗等殷商的旧邦尚未臣服,武王夜不能寐,敕命周公营建洛邑,以管辖新征服的殷商东部土地。[4]
武王灭殷第二年,即武王十四年(前1043年),武王忧劳成疾,病危;然而当时诸侯还没有完全归附,天下还没完全平定,群臣恐惧;于是周公设立三坛,秉璧执圭,以穆(昭穆之位)卜于周之三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古公亶父、季历、姬昌),愿以身为质子代替武王姬发,以侍奉先王。其祷告于先王说:旦(周公)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愿以身代武王事天帝,卜祝仪式结束后,将卜辞藏于金縢,明日,武王病愈。[3][4]
武王十七年(前1040年)冬十二月,武王崩,可嫡长子姬诵(成王)尚在襁褓之中,为稳定政局,冢宰周公总揽百官之事,并在皇门召诰诸侯。[4]为防止天下诸侯听闻武王崩而叛周,对内周公以“三王创业艰难,成王年幼”,告太公望、召公奭(shì)等先王元勋其所以代成王摄政的本意,稳定了国内的政局。[4][8][9]而此时以管叔、蔡叔为首的周上层贵族,开始向国人散布周公有不臣之心的流言,为保住武王伐纣的成果,周公又率军东征,诛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平定了淮夷、殷遗民的叛乱。[3][4]
东征胜利归师后,周公则留在毕地(文王时周的都城)辅佐成王,而未到封国就任,以长子伯禽代封于少昊(玄嚣青阳)之墟即鲁地(今山东曲阜)。[3]周公在摄政期间,又作《周官》用来分别官位次序,著《立政》篇用来方便百姓。
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存有二心,想要取代成王,于是以“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为由,率纣王之子武庚与淮夷发动叛乱。[3][4][10]
武王伐纣后,“天下三分,其二归周”[11],然而仍有大部分商朝势力残存,为铲除以殷遗民为主的东方诸侯对新生周王朝的威胁,[12]维护周王朝统治,成王三年(前1113年),周公奉成王之命东征平叛,作《大诰》誓辞,动员出征将士的士气。[3][4]
到达东方后,周公与齐国合兵,并授予太公望专征的权利[11],与周公所率领的军队合力,共同讨伐奄国,灭了蒲姑,杀武庚,诛管叔,流放了蔡叔度,并给了蔡叔度车十乘,徒从七十人,后来蔡叔度死在了流放的路上。[3][4][10]把殷的余民一分为二:封微子启到宋地,延续殷的祭祀,作《微子之命》,劝诫微子承天顺命,守卫周国都附近的地区;[4]又收复殷商部分余民封给卫康叔,作《梓材》告戒康叔治理国家,就像匠人整治原材料(唐代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周公的《梓材》篇的主旨:“若梓人为材,君子观为法则也。”),[13][14]动乱历经三年才得以平息。[4]
武王克殷之后,并未完全消灭商朝势力。东部以淮夷、奄等为主的残余部落,犹在伺机而动。武王崩,周公摄政,管、蔡、霍叔等周上层贵族趁此间隙,勾结殷商残存势力与诸蛮夷试图发动政变,以倾覆新朝,被周公率兵平定。[3][4][10][13][15]
为了监管新征服的东部土地与部落,周公遵循武王遗命,于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前1037年),使太保召公至洛地堪舆土地,三月,周公亲自前往,营建洛邑,并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4]当时工程极为浩大:“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16]
成王十四年(前1030年),洛邑建成,作五宫,设立明堂,营建宗庙,迁九鼎于此,作《召诰》《洛诰》,来昭示文王、武王的德行,敕戒殷士遗民要承顺遵守周朝的新法,以便饱享周之恩德;并将殷族徙于洛邑,作《多士》《无佚》以训戒之。[3][4]
为稳定东部新平定的殷商故地,监管殷民,作为冢宰的周公旦与太保的召公奭,决定在陕原树立界石,将周朝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从陕原向东,由周公管理;从陕原向西,由召公管理。周时以陕原为界,以东以洛邑为中心归周公管辖(今河南省灵宝县),以西以镐京为中心归召公主治(今陕西省华阴县)[17],东部以洛邑为中心归周公治理,即后世所说的大相东土,其目标是稳定新征服的土地;召公则经营周朝的旧邑,用来安定后方。[3][4][17]
新都洛邑已建成,而国家礼制法度尚未完备,诸侯无以为法。《周礼》在“惟王建国”条下注释说:周公在摄政其间制作了“六典”之职(大致为政府的六个职能部门),至摄政七年还政成王时,将此《周礼》授予成王,使之能居洛邑而治天下。[4][18]
当时,周公想要振兴礼乐,想大肆兴办却担心天下不了解他的本意;若不大办又不能弘扬父祖先辈的功绩,犹豫三年没有落实。[19][20]洛邑建成,周公改定正朔,设立明堂之礼,用来分别尊卑,诸侯各自率领自己的党属部族,汇集在王庭,各归其位。周公知道诸侯可以用礼乐进行教化,便继承上古皇帝、颛顼的法令,改革唐、舜、夏、殷的制度,纂成《周礼》,因此万邦和谐,诸侯纷纷来朝拜。[21][22]
周公一共摄政七年,等到成王成年以后,就把朝政大权还给成王,北向称臣,返回到臣子的位置上;但又担心成王骄奢淫逸荒废政事,因此作《多士》《毋逸》二篇,用来劝诫成王。[4][6]当时国内多有谗言说周公摄政的时候有不臣之心,因此周公遭到了成王的猜忌,害怕被追究问罪,于是逃到了楚地避难。后来成王翻检府库策文,见到周公当年的祝文,才知道自己年少患病,叔父周公忧心忡忡,祝祷说愿以自己的身体代替成王受疾,成王悔恨而泣,从楚地迎回周公,送周公重新回到成周(洛邑)。[3][23][24]
周公将要殒命,命令说在他死后要葬在成周,以表示自己作为臣子不敢离开成王,以备臣子之礼。
周公卒后,天刮大风,将成熟而未来得及收获的禾麦全部吹倒,国人十分恐慌,于是成王与群臣发府库金縢,见昔日周公愿以身代武王受疾的祝文,对自己误会周公有不臣之心而悔恨不已,出行至郊外,祭拜天地,大风反向而刮,禾木尽起,年岁大丰。为褒奖周公的德行,周王允许鲁国用天子规格的礼乐来郊祭文王。[3]
祖父 | 季历[4] |
祖母 | 太任[25] |
父 | 姬昌[4] |
母 | 太姒[10] |
兄 | 伯邑考、武王姬发、管叔鲜[10] |
弟 | 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冄季载[10] |
子 | 伯禽、伯羽、伯翀、伯翎、伯䍾、伯翂、伯翅、伯爵 |
对于周公的历史贡献,《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26]据此及相关历史文献所记载来看,其功绩可称述者有三:一,军事上:续武王未靖之业,伐夷践奄,扫清殷商顽遗,营建雒邑。二,政治上:确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嫡长子为中心,庶子为外藩的封建宗法制。三,文化上:述三皇五帝之旧典,损益夏、商之故坟,制礼作乐以定尊卑。[3][4][20][27]
周朝能够取代殷商而兴,离不开文王、武王、周公等数代人的努力经营。在地理单元上来看,表现为缓慢的东进运动。文王时期,灭掉了密须、耆国、邘、崇等藩卫殷商的西部诸侯国,自岐山之下而徙都于丰;至武王而周王朝的领土,开始与殷商国都接壤,并展开了与故主国殷商的正面的交锋,周武王九年(前1047年)东进观兵于孟津,伺机观察西周在诸侯国号召力;十一年(前1045年)牧野一战,灭商践祚兴周,周朝的势力进入中原。[4]
武王灭商,诸侯未集而武王驾崩,太子诵(成王)尚幼,周公权代成王行天子之政。国内以召公奭、太公望为主的功勋顾命大臣,怀疑周公有取成王而代之之意,同时盘集于东部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旧部开始蠢蠢欲动,存亡之际,周公对内安抚元勋旧臣,消除分歧,保证团结。对外则东进平定叛乱:诛管叔、霍叔而流放蔡叔,杀武庚禄父,迁殷遗民于卫以封康叔,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作颂、诰以明周德,至此方完全铲除殷商势力。[4][10]为维护东征成果,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周公乃奉行成王的命令,相中土而营建新都洛邑,建八师而戍守之。[3][4][10]
可以说周朝至周公始成,汉贾谊所论至为公允,他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28]
与商朝相比,新建立的周朝,许多国家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周公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就开始参照三皇五帝时期的旧典,比附夏、商旧邦的法度,着手制定本朝礼制。制乐以和民心,定礼以别尊卑。[3][4]其主要形式是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周王室为大宗,诸侯就为小宗;诸侯于国内为大宗,卿士则为小宗;以此例逐步封建之,至士有爵而无封。[29]
王国维认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30]
这种在宗族血亲关系基础上,加以“礼乐规定性”为形态的封建宗法制,为周王朝兴嗣绵延的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此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体制(大部分朝代封而不建),大体上皆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可以说,周公所创立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政治文明影响至深至远。[31]
周公最大的成就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因其在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在韩愈的儒家道统中,被誉之为“元圣”,与孔子的“圣人”,孟子的“亚圣”相对。[32]
周公制礼作乐从政治上来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从文化上来讲则是“以人为本”“敬天保民”,无论是《康诰》,亦或是《酒诰》《梓材》等篇都集中的反映了这一思想宗旨。[33]
春秋战国之际,虽诸子百家勃兴,但各家思想的核心皆在定乱保民。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34]《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其意在说诸子百家之学皆源自于“周礼”。孔子所承继的,正为“礼”中对人内在自我规定下的“修身”、“自省”传统[35];孟子则重在阐释君民之间的德行义务,出“民贵君轻”、“人性本善”之说;[36][37]荀子渐循礼以责实,辨天道人伦之别,得“人性本恶”之说,重于以礼防范僭越作乱之举,其门徒韩非子、李斯等推衍而为法家,至秦而为显学。[38][39][40][41]
按照《汉书·礼乐志》来说“乐”是用来表现人内在的共同情感的,因此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礼”则是用来规定人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的,所以更注重彼此间的尊敬。[27]也就是说,礼着眼于人之间的外在之差别,故“尊尊”;乐强调的是人与人内在和谐,故“亲亲”。[42]
礼乐规定了周王室对诸侯的藩服、册封、纳贡、朝觐的绝对权力;区分出了人们之间的等级品阶、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等差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以宗法关系为分封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稳定,《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43]
周礼十分地严格缜密,作为诸侯常行之礼的“经礼”有近三百,而对个人行为细节规范的“曲礼”约有三千之多(朱熹说:“《仪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诸侯冠、天子冠礼之类。此大节目有三百,余如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小目。”孙希旦说:“《经礼》者,常行之礼,如《仪礼》《冠礼》《昏礼》之类,其目有三百也。《曲礼》者,仪文之委曲,如《冠礼》有三加,《昏礼》有六礼之类,其目有三千也。”)足见“礼”制是整个西周封建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法典。[44][45]
《尚书·大传》中对周公的历史评价是:成王元年(前1115年),救管叔、蔡叔之动乱;第二年(前1114年)彻底平叛殷纣残余部族的反叛;第三年(前1113年)灭掉奄等东方夷国;第四年(前1112年)建立分封制;第五年(前1111年)建成东都洛阳;第六年(前1110年)制礼作乐;第七年(前1109年)还政给成王。[26]
对于周公建立封建制的初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是因为管叔、蔡叔不贤,勾结武庚等殷商贵族发动叛乱,所以才大肆分封亲族兄弟,作为护卫周室的屏障。而据《荀子·效儒》所载,天下封国七十一,而姬姓独占五十三,其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诸国,是文王的后代;邗、晋、应、韩是武王后人的封国;凡、蒋、刑、茅、胙、祭国的国君,皆为周公的后人。[43]
相较来说,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成就更为后人所推崇,与夏、商两代礼仪相比,周礼更为缜密完备,所以才有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美慨叹。[35]
由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崇尚,后世儒家先贤进而转向对周公本人的膜拜,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便以“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作为大道衰落的象征。[37]
继孔、孟之后,儒家的另一大儒荀子又以周公的事迹阐明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儒”形象,他说:周公代政成王,是遵照武王的嘱托,主要是害怕天下背叛周朝,因此,其践行天子的职责,天下不认为其贪恋权贵;诛杀亲兄弟管叔、蔡叔,解散殷商部落,天下人不以其为暴戾;立七十一国,姬姓封国独占五十三,天下人不认为其偏颇不公;待成王成年能够听政,则还政给成王。基于以上贡献,荀子概括周公的功勋为:“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谓之大儒。”
清代孙诒让也在《周礼正义序》中说:“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18]
西汉的政治改革家贾谊则着眼于圣王的德治武功,而认为:“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皇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46]
事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为接待贤士而“一饭三吐哺”,故以“周公吐哺”[3]为礼贤下士的代名词。
夫妇之道,人之大伦,当循礼而行,故后世将夫妻行房称之为“周公之礼”。[47]
惩罚前错,以免再犯。《诗经·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朱熹《诗集传》注:“成王自言,予何所惩,而谨后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虫而不知其能为大鸟,此其所当惩者。盖指管、蔡之事。”[48]故后人以周公平定管、蔡叛之乱,为惩戒后人。
周之先王特别重视吸纳人才,文王时不仅有孤竹国的伯夷、叔齐来归,还有辛纣的重臣鬻子、太颠、辛甲大夫,以及武王以师父事之的太公望(吕尚)。[4]作为文王之子,周公延续继承了这一传统,长子伯禽在去封地前,周公告诫他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的社会身份可以算得上十分高贵了。可对贤人的礼遇也未敢有丝毫懈怠,以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犹恐错失天下贤人。[3]
陕西岐山为周公降生成长及为政的主要活动地,故今陕西岐山县有周公庙一,据《岐山县乡土志·古迹》载,周公庙在县西北十五里的仁圣里,也称周公邸庙。成王成人执政后,周公营建洛邑,故此地成为其后期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因此今河南省洛阳市亦有周公庙。[49]又由于周公之封地在鲁,故今山东省曲阜市亦有周公庙,《乾隆曲阜县志》《续修曲阜县志》皆有对“元圣庙”的兴建、祭祀等有详细的记载及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年间的御制祭文[50][51],又因周公封地在鲁,所以曲阜周公庙也是鲁国的太庙。以上三者又被称为海内三大“元圣”庙。[51]
名称 | 上映时间 | 集数 | 扮演者 |
央视纪录片《周公传》 | 2010年 | 4集 | 无 |
《封神英雄榜》第二部 | 2015年 | 72集 | 唐以诺 |
(先秦)佚名《破斧》[52]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三国魏)曹植《怨歌行》[53]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秋嫁,天公赋鸱鸮。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三国魏)曹植《豫章行》[54]
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
太公未遭文,渔钓终渭川。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
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
(唐)李白《寓言其·一》[55]
周公负斧扆,剪爪何夔夔。武王昔不豫,不免人君疑。
天风拔大木,禾黍咸伤萎。管蔡扇苍蝇,公赋鸱鸮诗。
金縢若不启,忠信谁明之。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56]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日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宋)陆游《闻蛩》[57]
稽首周公万世师,小儒薄命不同时。
秋虫却是生无憾,名在豳人七月诗。
(宋)刘克庄《梦见周公》[58]
汲汲怀梦人,皇皇救世功。
有心哉鲁叟,所见者周公。
政绩简编在,精神寤寐通。
宛如尚为左,忘却已迁东。
凤去经纶远,麟来笔削终。
空令千载下,跪奠两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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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访千年古村——浦南村.澎湃新闻. [2023-12-25].
[2]岐山乡党当选2021年中科院院士,快来点赞!.网易手机网. [2023-12-26].
[3]司马迁. 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15—1526页.
[4]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第四[M]. 1982年版 第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20—134页.
[5]杨东晨;杨谨妃. 论中国文化元圣周公[J]. 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2019年, 2019, (第26辑): 第234-241页.
[6]尚书正义. 四部丛刊三编.卷六[M]. 2022
[7]朱天然. 历代古人像赞[M]. 2018年版. 北京: 文物出版社, (明): 第105页.
[8]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第三[M]. 1982年版 第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05—108页.
[9]司马迁. 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M]. 1982年版.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49—1550页.
[10]司马迁. 史记·管蔡世家第五[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65页.
[11]司马迁.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477—1481页.
[12]司马迁.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89页.
[13]司马迁.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89—1590页.
[14]司马迁.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90页.
[15]司马迁. 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621页.
[16]四部丛刊三编[G][M]. // 孔颖达. 尚书正义·诏诰. (唐)
[17]司马迁. 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M]. 1982年版 第5册. 北京: 中华书局, (西汉): 第1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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