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出生于德国奥格斯堡,在1917年中学毕业后前往慕尼黑大学进修,学过自然科学、医学和文学课程。1922年,他凭借着在慕尼黑剧院演出的剧本《夜半鼓声》获得了克莱斯特奖,拥有了全德国的影响力。1926年,布莱希特进入马克思主义工人学院学习,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戏剧结合。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他开始了流亡生涯,但同时迎来了创作高峰期,还担任了德国流亡文学杂志《发言》的主编。1948年,布莱希特返回德国,建立了“柏林剧团”,实践他的戏剧理论。1956年,布莱希特因病逝世。[5]
布莱希特广泛吸收古代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优秀文化,建立了超越国界、时间的“叙述体戏剧”,其剧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四川好人》等代表作,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享有世界声誉。他的理论和创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启发了各国的艺术家从僵化的理念中走出来,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戏剧创作。[4][6]
瓦尔特・本雅明
好友
托德·比尔曼
学生
1898年2月10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诞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家境殷实,父亲贝托荷尔特·布莱希特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经理,母亲索菲·布莱希特则负责孩子的家庭教育。[7]虽然条件优越,但布莱希特的父母出身市民阶层,家中无藏书,书香气息不浓。由于母亲索菲懂一些文化艺术,会给孩子讲故事、唱歌,在她的影响下,布莱希特和弟弟华尔特从小就学会了乐器。[8]
布莱希特的身体虚弱,因此母亲索菲将更多的爱倾注在他身上,亲自送他去幼儿园和小学。因为母亲的额外照顾,他受到过同学的嘲笑,但布莱希特以自排的木偶戏表演改变了同学对他的看法。1908年,布莱希特进入巴伐利亚皇家文科中学,他成绩一般,只有作文能获得高分。中学期间,他在与校友一起创办的杂志《收获》上发表了第一篇完整的独幕剧《圣经》和诗歌《燃烧的树》。《圣经》体现了布莱希特对宗教文学的喜爱,但他并不赞同以殉道为核心的教义。[9]此外,《奥格斯堡新闻》刊登了布莱希特的一些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从这时起,他与朋友们相互修改和点评作品,学会了集体创作,并因这种创作方法受益终生。[10]
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人民处于战争狂热之中。布莱希特最初跟随这种潮流,创作了一些歌颂战争的“爱国诗”。但他很快就对此进行了反思,在1916年的一篇题为《为国捐躯,甜美荣光》的课堂作文中,布莱希特以清醒的批判态度指出流行思想中的沙文主义错误,因此差点被退学。[11]1917年,布莱希特中学毕业,他迁居慕尼黑,并于10月在慕尼黑大学的哲学系注册,第二学期又转入医药系。次年,他被派往奥格斯堡的一家战地医院服役,担任卫生员。亲眼目睹战争对人的伤害后,布莱希特逐渐形成了和平主义立场,将文学创作与时代结合起来。这时期他所创作的诗歌,多采用歌谣体形式,对现实的残酷表达出怀疑、否定的情绪,例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反战诗歌《死兵的传说》。[10][12]
1918年,布莱希特写下了剧本《巴尔》,塑造了一个狂热的唯物主义者形象。他的下一部戏剧《夜半鼓声》则直接描写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具有社会意义,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13]同年,布莱希特的第一部诗集诞生了,名为《贝尔特·布莱希特和朋友们的吉他伴奏歌》,标志了布莱希特在同龄诗人间的领袖地位,其中的《巴尔之歌》《少年和少女》成为广为传颂的作品。[14]
自服兵役结束后,布莱希特于1919年返回慕尼黑大学。他专注于文学创作,已经在德国文艺界小有名气,但剧本还未上演,没有经济收入。此时,布莱希特的女友保拉怀孕了,不久便生下了儿子法朗克,一家三口只能靠布莱希特父母给他的生活费来度日。第二年,布莱希特的母亲去世,但由于对市民礼节的厌恶和对亲戚虚伪面目的认识,他没有去参加葬礼[15]。1921年,布莱希特因为醉心于创作没有完成学校课程,被校方开除了学籍,他从此以作家的身份在社会上谋生。在艰苦的环境下写作,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常常出现心绞痛。[16]
为了让自己的剧本能在大城市演出,布莱希特曾前往柏林向德意志剧院推荐《巴尔》,但以失败而告终。回到慕尼黑的他一度心灰意冷,写作了许多关于死亡和毁灭的诗歌,如《但在冰冷的夜里》和《死的安抚》。除了写作,布莱希特花费了大半时间在排演厅里学习和观察。在感情生活上,他不再与保拉和法朗克一起居住,而是有了海达·库恩、玛丽安娜·佐夫等新的情人。[17]
1921年底,他完成了诗集《家训集》的写作,并开始创作剧本《城市丛林》。同年11月至次年4月,布莱希特再次前往柏林,这次他得到了多家出版商的赏识,并结识了许多戏剧家、文学家、演员。回家后,他与怀孕的玛丽安娜结婚了,也迎来了事业上的丰收。《夜半鼓声》在慕尼黑剧院上演,布莱希特本人因此获得了克莱斯特奖,还被剧院聘为剧评家。此后,《巴尔》《城市丛林》和改编剧本《英皇爱德华二世的生平》陆续出版和上演,布莱希特成为了戏剧界的知名人物。1924年,他完成了剧本《人就是人》,并接受了德意志剧院的艺术顾问聘请,搬到了柏林。[18][19]
在柏林这个大都市的生活让布莱希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战后德国盛行“新实际主义”的思潮,通过一本流行的文娱杂志,布莱希特发现比起戏剧和文学,拳击、赛车、电影、音乐等娱乐才是大众更喜欢的。他的美学观念自此发生改变,在1926年发表的文章《要更多好的体育运动》中,布莱希特将体育演出与戏剧演出进行对比,提出了戏剧革新的思想。他与伊丽莎白·豪普特曼建立了亲密关系,并展开了他们生活与创作上的合作。[20]
同在1926年,布莱希特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他阅读了《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上过马克思主义工人夜校,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交往。此时期他创作的《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三分钱歌剧》等剧本,深刻体现了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异化,在叙述体戏剧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布莱希特将揭露显示、教育观众的叙述剧理论进行实践时,他运用了一项全新的戏剧技巧——“陌生化方法”,即让观众和戏剧表演产生距离感。[21]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布莱希特为了加强戏剧对演员的教化功能,创作了一系列“教育剧”,包括《例外与常规》《母亲》等。[22]
布莱希特的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的,他将自己视为“舞台上的列宁主义者”。1932年,柏林警察局在报告布莱希特的情况时,尽管知道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实际运动,但还把他视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33年2月德国纳粹上台后,布莱希特被迫中断了教育剧的实验,戏剧成为了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布莱希特当即带着妻子海伦娜·魏格尔前往布拉格,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23]
在逃亡期间,布莱希特辗转于欧洲各地,生活颠沛流离。他失去了剧院和观众,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改变创作方式。他的两部诗集《歌与诗》《斯文德堡诗集》分别于1934年和1939年出版,有的诗歌宣传反法西斯思想,如《统一战线之歌》等,有的诗歌富有哲思,如《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等。他还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包括《三分钱小说》《受伤的苏格拉底》《蜕小说》。适应流亡生活后,布莱希特很快便继续了戏剧实践,创作出了一批以反法西斯斗争为主题的成熟的叙述体戏剧,如讲述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历史剧《伽利略传》、以中国为背景的寓意剧《四川好人》,以及其代表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24]在戏剧理论方面,布莱希特的《论不规则格律的无韵诗》等论文和总结性的理论著作《戏剧小工具》也陆续发表,代表了现代戏剧理论的重大突破。[25]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一出以史喻今的历史剧,借德国三十年战争来表达反法西斯斗争思想。剧中女主人公号称“大胆妈妈”,是一个随军商贩,带着三个孩子、拉着货车叫卖,把战争视为致富的途径。当生意红火时,她便歌颂战争;当生意不顺、孩子也因为战争死去时,她就诅咒战争,发出“战争害死人”的悲呼,但最后又继续叫卖商品。布莱希特通过剧本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揭露了战争贩子的本质。他将大胆妈妈塑造成一个始终未觉醒的人,其目的在于使观众发挥明辨是非的能力、从大胆妈妈的盲目中吸取教训。[26]
1948年10月,布莱希特和海伦娜在东德的德国民主革新联盟的邀请下从瑞士返回东柏林,决定亲自参加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他们创建了柏林剧团,到1954年拥有了自己的剧院——船坞剧院。自剧团成立开始,布莱希特与埃里希·恩格尔等其他导演合作排演了《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卡拉尔大娘的枪》《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流亡时期创作的剧本,还改编了一系列跨国界、跨时代的剧作如《唐璜》和《八路军和小米》,在舞台上获得了极大成功。1951年和1955年,布莱希特获得了由民主德国的一级国家大奖和斯大林和平奖。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因心肌梗塞去世。[27]
剧名 | 写作时间 | 备注 |
Die Bibel | 1913年 | 《圣经》 |
Baal | 1918年 | 《巴尔》 |
Trommeln in der Nacht | 1919年 | 《夜半鼓声》 |
Die Klein bürgerhochzeit | 1919年 | 《小市民的婚礼》 |
Der Bettler oder der tote Hund | 1919年 | 《乞丐或死狗》 |
Er trei bt einen Teufel aus | 1919年 | 《打鬼记》 |
Lux in tenebris | 1919年 | 《黑暗中的光明》 |
Der Fischzug | 1919年 | 《捕鱼》 |
Prärie | 1919年 | 《大草原》 |
Im Dickicht der Städte | 1921-1922年 | 《在大都会的漩涡里》 |
Leben Eduards des Zweiten von England | 1923年 | 《英皇爱德华二世的生平》 |
Mann ist Mann | 1924-1925年 | 《人就是人》 |
Elefantenkalb | 1925-1926年 | 《小象》 |
Die Dreigroschenoper | 1928年 | 《三分钱歌剧》 |
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 | 1928年 |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 |
Der Ozeanflug | 1928-1929年 | 《飞越大西洋》 |
Das Badener Lehrstück | 1929年 | 《巴登教育剧》 |
Happy End | 1929年 | 《大团圆》 |
Der Jasager und der Neinsager | 1928-1929年 | 《说是的人和说否的人》 |
Die Mass nahme | 1930年 | 《措施》 |
Die heilige Jonhanna der schlachthöfe | 1929-1930年 | 《屠宰场里的圣约翰那》 |
Die Ausnahme und die Regel | 1930年 | 《例外与常规》 |
Die Mutter | 1930-1932年 | 《母亲》 |
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 köpfe | 1932-1934年 | 《圆头党与尖头党》 |
Die sieben Todsünden der Kleinbürger | 1933年 | 《小市民的十大罪状》 |
Die Horatier und die Kuratier | 1934年 | 《贺拉提人与库拉提人》 |
Furcht und Elend des dritten Reiches | 1935-1938年 | 《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 |
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 | 1937年 | 《卡拉尔大娘的枪》 |
Leben des Galilei | 1938-1946年 | 《伽利略传》 |
Dansen | 1939年 | 《丹森》 |
Was kostet das Eisen | 1939年 | 《铁值多少钱》 |
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 | 1939年 |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
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 1939年 | 《卢库路斯审判案》 |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 1939-1941年 | 《四川好人》 |
Herr Puntila und sein Knecht Matti | 1940年 | 《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 |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Wui | 1941年 | 《阿吐罗·魏的有限发迹》 |
Die Gesichte des Simone Machard | 1941-1943年 | 《西蒙娜·马加的梦》 |
Schw eykimzweiten Weltkrieg | 1941-1943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 |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 1944-1945年 | 《高加索灰阑记》 |
Die Antigone | 1947年 | 《安提戈奈》 |
Die Tage der Commune | 1948-1949年 | 《公社的日子》 |
Der Hofmeister | 1949年 | 《家庭教师》 |
Coriolan | 1951-1952年 | 《科里奥兰》 |
Der Pro zeβ der Jeanned’Arczu Rouen | 1952年 | 《1431年卢安的贞德案件》 |
Don Huan | 1954年 | 《唐·璜》 |
Turandot | 1954年 | 《杜兰朵》 |
Pauken und Trompeten | 1955年 | 《鼓号齐鸣》 |
以上参考资料来自:[28]
作品名称 | 写作时间 | 备注 |
Hauspostille | 1921年 | 《家训集》 后更名为《治家格言》 |
Svendborger Gedichte | 1937年 | 《斯文博格诗集》 |
以上参考资料来自:[29]
布莱希特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4-1926年,第二阶段为1926-1933年,第三阶段为1933-1956年。[5]在第一阶段中,布莱希特创作了十余部戏剧,形式上包括喜剧、滑稽剧、独幕剧,内容多表现现实生活。如《巴尔》的创作是他表达戏剧服务于现实的艺术理念、反驳表现主义戏剧的产物。[30]
以1926年布莱希特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界限,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入了更具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第二个创作阶段。此时期的代表作品《三分钱歌剧》,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揭露的对象,体现了作家批判目标的确立和思想的进步;布莱希特的叙述剧理论也初步形成,“陌生化方法”被运用于舞台上。[30]
第三阶段处于布莱希特在流亡中和回归后的时期,他以反法西斯斗争为主要题材,探讨了战争中和战争后的现实问题,取得了创作生涯中思想和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等重要作品均完成于第三阶段,还诞生了戏剧理论著作《买黄铜》和《戏剧小工具》。[30]
布莱希特以结构形式为划分标准,将强调戏剧冲突、强调戏剧性的戏剧分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而将自己不强调戏剧或情节冲突、重视舞台整体风格的戏剧分为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述体戏剧。他主张在戏剧中加强叙述因素,把诗歌运用于戏剧之中,打破了文学样式的界限,强化了戏剧的表达功能,完成了对戏剧形式的改革。[31]在思想上,布莱希特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反映生活的哲学基础,用叙事化的自由的戏剧形式和表演方法,将社会现实塑造为可认识的、可改变的,真实地表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以激发人们的变革热情。[32]
“陌生化”(或译为“间离”)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和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发展而来,是美学观念和唯物史观在戏剧艺术上的创新性体现。在布莱希特1936年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里,他对自己戏剧理论中的“陌生化“进行了阐述。“陌生化”是一种拉开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的戏剧手段,让观众不再盲目地与戏剧中的角色产生共鸣,而是带着局外人的清醒来批判戏剧中的角色。例如在《四川好人》中,通过让女性角色沈黛穿男装、加入歌谣和幕间戏的间离手法,布莱希特迫使观众跳出戏剧情节,对剧中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展开思考。[33]布莱希特还将“陌生化”与“历史化”联系在一起,认为“陌生化就是历史化,亦即说,把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使戏剧发挥表现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的作用,最终达到让观众干预戏剧的结果。[34]
作为现代德国文学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布莱希特对20世纪戏剧改革和文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用叙述体戏剧和陌生化方法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做出反拨,并在这种戏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剧本创作和舞台艺术的探索,以戏剧为表现历史动荡和时代变革的手段,促进了戏剧形式的变革和世界戏剧的发展。以《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为代表的反法西斯戏剧,是反战思想浓郁、舞台艺术精湛的经典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思想深度;以《戏剧小工具》为代表的戏剧理论著作,是叙述剧理论的集成之作,标志了布莱希特新型戏剧艺术的开拓。[4][32]
布莱希特对中国新时期戏剧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效果。布莱希特戏剧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对中国戏剧界带来了广泛影响,布莱希特理论成为了中国戏剧家清算极左的戏剧观念和狭隘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批判力量。以徐晓钟为首的新时期戏剧秉承着兼容并蓄的理念,将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综合运用,在舞台组织、场面调度和表演风格上都体现出“陌生化”的戏剧效果。[35]此外,新时期戏剧从布莱希特身上继承了对戏剧理性的追求,具有深刻表现现实的哲理倾向和思想深度,如徐晓钟的《桑树坪纪事》。布莱希特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戏剧还推动了中国戏剧的“民族化”,促进了中国戏剧界对传统戏曲的重拾,例如黄佐临将布莱希特、斯坦尼和梅兰芳结合的“写意戏剧”。[36]
法国思想家、评论家罗兰·巴特:“在欧洲,24个世纪以来,戏剧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然而,有一个人(布莱希特)来了,他的作品和思想在我们最有充分理由认为是‘自然的’这一传统观点上彻底地反对这种艺术。”[37]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所有作家中,只有他(布莱希特)扪心自问该将自己的天赋用于何处……首先是教育方面的,然后才是政治方面的,最后是诗学方面的。”[38]
中国现代派诗人卞之琳:“布莱希特的重要戏剧,也就是说一九二八年左右以后的戏剧,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服务而表现了独到的特色。”[39]
1963年,柏林剧团毗邻的广场被命名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广场”,以纪念他对柏林乐团所做出的贡献。1988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纪念馆”在广场后方建成,并由树立了青铜纪念碑和石碑。[40]
从1957年开始,纪念活动“布莱希特节”都于每年2月10日在布莱希特的故乡奥格斯堡举行。在布莱希特节中,人们对他的戏剧进行表演,举办对于他作品和思想的研讨会,成为了戏剧爱好者和学者的重要聚集地。[41]
1956年建立于柏林的“布莱希特档案馆”容纳了布莱希特作为作家和导演的众多文学遗产,包括文学作品的手稿、日记、信件等重要研究材料,还提供了布莱希特相关的照片和音视频文件资料。[42]
“国际布莱希特协会”成立于1970年,并在美国举行了第一届布莱希特集会。协会对布莱希特生活和工作各方面进行国际性研究,出版了《布莱希特年鉴》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还赞助了多个国际大型研讨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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