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

段祺瑞少时就跟着祖父段佩在江苏宿迁的军营中长大，喜欢舞枪弄棒[8]。1882年，他前往威海投奔族叔段从德，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又于1889年公派赴德留学[9]。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段祺瑞任小站任炮营统带，后在袁世凯麾下受到重用[10]。曾任国务总理、执政[12]，为北洋军系首领之一。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独揽权力出任国务院总理，[7]打压张勋复辟[13]，为实现“武力统一”，段祺瑞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款[14]，打响了南北战争[15]。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16]，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17]。经过两次直奉战争，段棋瑞于1924年再次上台成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18]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被驱逐下台，从此退出政治舞台[19]。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愿与日本势力往来，移居上海。1936年，段祺瑞在上海去世。[20]

段祺瑞民国后任职过陆军总长、民国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21]他在辛亥革命中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逼迫清帝退位，为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22]制止张勋复辟[13]，有三次再造共和之举[23]，但他和日本的西原借款等利益交换使中国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22]。教育家黄炎培在《敬悼段芝泉先生》一文中评价段祺瑞，作为军事人物则有余，作为政治人物则不足。[24]

人物关系全部

段宏业

儿子

段式巽

女儿

段韫山

爷爷

袁迪新

外孙女

张勋

对手

王占元

同学

陆洪涛

同学

个人生平

起家留学

同治四年(1865年3月6日)，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2]，段家祖籍江西饶州[1]，后定居合肥。段祺瑞祖父段珮本是佃农，后从军，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任淮军统领，驻防江苏宿迁。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凭借余荫取得监生资格，母亲范氏则被封为夫人。段祺瑞幼时，父母在家务农，六岁时，父亲将一家人搬到合肥。1872年，祖父段珮将八岁的段棋瑞接到了江苏宿迁的军营[8]。数年后，祖父罢官携段祺瑞返乡。不久，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段家顿时中落[25]。1881年，段祺瑞步行2000余里去威海投奔族叔段从德，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26]

1885年他在山东驻地报名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4年[27]。该校系淮军首领李鸿章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式武学堂，史称北洋武备学堂[25]。1889年毕业后，清政府拟选拔五个人去德国学习军事。李鸿章把段祺瑞列在名单之首。1889年春天，段祺瑞进入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操练课程[28]。2年后，他又奉命单独到德国克虏伯炮厂实习，继续深造2年[27]。1892年秋，段祺瑞学成归国[10]。归国后，曾任山东威海武备学堂算学、炮学教习等职[27]。任教习期间，他执教严格、以身作则，在师生中小有名气[10]。

随袁入仕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段祺瑞奉命率领军校学生协守的威海炮台也丧失殆尽，段祺瑞因此丢官返乡[10]。直到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段祺瑞在天津小站新建陆军中任炮队统带，兼任炮队随营学堂监督[29]。段祺瑞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都是出自他手[30]。段祺瑞办学成绩卓著，通过办学和带兵，他的门生故吏极多，为后来组建段祺瑞幕府，建立皖系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11]。

1899年9月，义和拳朱红灯在山东领导了反洋教斗争。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31]，段祺瑞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率炮兵狂轰滥炸，致使陵县、临邑、禹城等县许多村庄夷为平地，而他则因功升任山东督练公所总办[11]。1902年4月，段祺瑞奉命率领武卫右军“剿办"山东广宗、威县团民[11]。他残酷杀害反帝农民1000多人[11]，被袁世凯保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32]段祺瑞在袁世凯的举荐下，被清廷以道员留直隶补用，加二品衔。后又任军令司正使、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官，段祺瑞逐渐进入权力中枢。[33]1905年10月北洋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均被邀请观操。[34]1906年，北洋又举行了“彰德秋操”。段祺瑞操练的新编陆军在两次演习中表现优异，袁世凯的北洋军因此名声大噪。[35]

不久，清廷逐渐削弱袁世凯的军权[36]。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原本要给袁世凯治罪，但段祺瑞有意鼓动部分陆军打造保定发生兵变的气氛，令朝廷顾忌北洋军，最终保住了袁世凯的性命[37]。1910年，段祺瑞因奉命镇压农民、会党反清起义有功，升任署湖广总督。[11]

通电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全国震动，南北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政府只好请出袁世凯[38]。因袁的推荐，段祺瑞任第二军军统[39]。段祺瑞北上信阳城，驻守在此，[40]10月29日，滦州发生反清兵谏，扣留了奉天开往湖北前线的军车。[41]11月7日，段祺瑞派人枪杀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驱逐第二镇统制张绍曾，迅速镇压了兵变，平定了北方风波。[38]

北洋军陆续攻占汉阳、汉口后，袁企图用清政府压革命派，用革命派吓清政府，迫使双方向他交权。他任段祺瑞为第一军总统兼湖广总督，段祺瑞一到汉口，便下令北洋军停止进攻，并派徐树铮等人密赴武昌与革命军进行南北议和谈判，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经协商，双方确认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南北议和后，段祺瑞奉命回军湖北孝感，伺机迫使清政府交权。[38]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当即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迫于压力退步，只要袁世凯推翻清朝就让他做总统[42]。段祺瑞便于1912年初领衔率46将领致电清廷逼宫，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窍夺民国总统职位，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39]

执掌兵权

1913年，袁世凯设计刺杀宋教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讨袁战争，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43]段祺瑞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后，凡对外借款、对内用兵等军国大事皆不与国会商议[38]。1913年7月国民党爆发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相继逃亡日本[44]。10月，袁世凯威逼议员当选为正式大总统[44]。段祺瑞受命，把副总统黎元洪武装押送入京以绝后患[45]。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北方的武装反抗越来越活跃，1914年，白朗起义军正在河南境内日益壮大。[46]段祺瑞遵令兼任河南督军，指挥10多万北洋军围剿白朗起义军[45]。镇压“二次革命”和白朗起义后，袁世凯逐渐忌惮段祺瑞。5月8日，袁世凯想要从段手中夺回军权，将段降为办事员之一。从此，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化[45]。1915年5月后，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并准备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支持[45]。段祺瑞力排众议，明确反对[39]。5月31日，51岁的段祺瑞称病请辞。[47]

直到1916年，帝制失败，段祺瑞才重新出面任职参谋总长主持军事，又任国务卿拥有实权[48]。不久，袁世凯去世，段祺瑞作为实权人物，为了独揽权力，便支持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7]，段祺瑞本人则出任国务院总理[49]。

府院争权

北洋军系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皖、直、奉三系，三系对权力的争夺直接导致民国政治的动荡。作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负责处理国政[7]，按照《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黎元洪作为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制约。[7]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开始了府院之争[7]。1917年1月德国宣布施行“无限制潜艇战”。[13]段祺瑞有日本的支持，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则有美国的支持，反对对德宣战[50]。此时的外交问题，实为府院关系问题[13]。1917年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但黎元洪拒不盖印，气得段祺瑞辞职[51]。督军团拥段祺瑞向黎元洪通电，迫使黎元洪同意盖印[13]。

黎总统最终同意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段祺瑞想进一步对德宣战[13]，府院双方又对立起来。黎元洪和国会联手阻挠参战案的通过。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时被纠集扰乱[52]，使国会无限期搁置[13]。段祺瑞见国会两度讨论参战案未能通过，下定决心要解散国会。黎元洪先下手为强，以美国公使“为后盾”，于23日免去段的本职，以外长伍廷芳代理，李经羲为国务总理[13]。段祺瑞则离京赴津，谋划解散国会和推倒黎元洪。[53]

此时督军团召开徐州会议，决定于必要时得进行复辟，以威胁黎元洪[13]。张勋制定计划，要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清帝复辟，与会督军表示支持[54]，纷纷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13]。黎元洪于6月12日解散国会，14日张勋入京。7月1日，张勋趁机复[13]，黎元洪被迫去职[54]。为了打压复辟，7月2日，黎元洪电南京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复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于7月4日马厂“誓师”，重新控制北京政府。黎、段府院之争以此了结。[13]

南北战争

1917年，段祺瑞讨伐成功，张勋复辟失败[55]。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15]。孙中山在广州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开展了护法运动讨伐段棋瑞，并成立护法军政府。南北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56]。段祺瑞决定对南方用兵，以实现“武力统一”[15]。1917年10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桂系军队对抗。直系军阀冯国璋则勾结南方军阀，企图窃夺北京中央政权。11月，直系军队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直系督军联合通电迫使段棋瑞辞职。12月，冯国璋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表面上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王士珍将陆军总长的职位让给段棋瑞的亲信，并发表段祺瑞为“参战督办”。12月到次年1月，段祺瑞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再次策动皖系督军团，主张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皖系督军团乘机联合发表通电，迫使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再次组织新内阁。但直系军阀和南方护法军军政府纷纷通电响应公开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宣告失败[15]。

亲日借款

段棋瑞在中国参战问题、讨伐张勋复辟、南北混战期间等许多问题上多次退而不败，除了皖系军阀势力势力较大外，还有日本人的支持。段祺瑞在袁世凯手下任职时曾是中国的反日派首领。但1916年6月段祺瑞第一次组阁后面临着南方势力的威胁和北洋内部派系的纠纷，还有黎元洪、冯国璋和他分庭抗礼，再加之中央政权财政困难，战争军费开支大，他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款[14]。

日本政府通过西原龟三以民间借款的方式借出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大部分借款并未偿还。段祺瑞用日本借款操纵国会选举，实行皖系独裁，达到了段祺瑞统治的极盛时期[17]。“西原借款”弥补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亏空，而把电信、铁路、林矿等方面的主权作为抵押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57]通过借款，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明显增强[17]，掠夺了“二十一条”中关于东北、山东和福建等省的路矿特权，获得了在中国电信、交通事业上的垄断地位。[58]段祺瑞和日本陆军代表秘密签订延长军事协定的条约，在中东路沿线驻军，在哈尔滨设立兵站，使得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反苏武装干涉的前哨基地。[17]

军阀混战

直皖战争

段祺瑞决定打击直系势力，驱逐直系冯国璋[59]。1918年10月他在新国会选举中组成安福系，用日本借款收买议员，操纵选举，使徐世昌当选大总统。[15]段祺瑞宣称与冯国璋相同时下野，事实上，段祺瑞任参战督办，可以操纵北京政府同时编练参战军，而冯下野后则一无所得，这引起了直系军阀的不满，导致直皖军阀进一步分裂。[60]徐世昌上台后，开始筹备南北和议[61]。段棋瑞和日本的利益交换导致了英美法等国的不满，美国加紧侵略中国，对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施加压力。日本不得不同意“南北议和”，停止对中国的单独借款。[17]被操纵的南北和谈实质上是南北军阀分配卖国借款的分赃会议。日本表面上同意和谈，实际上积极支持段祺瑞东山再起。段祺瑞不断扩充皖系势力[17]，皖军总兵力达20多万，处于军事上的鼎盛时期。曹锟、吴佩孚逐渐成为直系领袖扩军备战，直皖战争已经不可避免[60]，南北和谈拖延一年之久毫无结果[17]。

1919年2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到五月会议宣告破裂。[59]曹锟、吴佩孚与唐继尧等人暗中结成了直系与西南军阀的反皖军事同盟[60]。日美矛盾制约下的皖直矛盾发展成为1920年的直皖战争[17]，再加上直皖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传来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洋政府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慨，“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遭到段祺瑞的包庇[62]。曹锟、吴佩孚利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公开指责段祺瑞政府为卖国政府，而将自己打扮成爱国将领，从而骗取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实际上，直皖两系暗中加紧备战[60]。各阶层的人们罢工、罢课、罢市，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150多个城市。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63]。9月24日，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任国务总理。[64]

1919年秋冬时节，直、苏、鄂、赣、奉、吉、黑在内的七省形成反皖同盟，后又加入豫督赵倜，成为八省反皖同盟。同盟一致决定反皖。[65]1920年7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和西南军阀，利用五四运动以后皖系军阀声名狼藉的时机，发动了直皖战争。日本公开支持段棋瑞，美、英帝国主义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也陆续派军队入关对段祺瑞作战。[16]直系在美英大力支持下，利用反对段祺瑞政权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17]。

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总统徐世昌批准段辞职，但段祺瑞却被曹锟下令囚禁一年。段祺瑞闭门直到1921年8月才结束了软禁生活。他暗中联络各种派系，建立了段、张、孙反直大三角联盟，争取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山东督军郑士奇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1922年2月11日，段祺瑞潜回天津。[66]

4月28日，在孙中山和段祺瑞的支持下，张作霖在天津打响第一次直奉战争[66]，以直系获胜而告终[67]，奉军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独霸北京政权[66]。张作霖退居东北时积极在关外联络段祺瑞作为反直力量[67]。段棋瑞便在张作霖的资助下开展瓦解直系的行动[68]。而直系军人为了扭转各方反直的局面采取了“和皖”行动[66]，拉拢段祺瑞，甚至为段棋瑞大办60寿辰。[68]

1924年9月15日，直奉第二次大战爆发。[68]10月19日，直奉两军主力在山海关鏖战，段祺瑞策动冯玉祥反戈，冯玉祥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曹、吴的独裁统治。阎锡山和郑士奇则听段祺瑞的指示阻止直军各部北上援助曹、吴。[66]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实力大增，张作霖与冯玉祥拥戴段棋瑞出山主持政务。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到天津，立即电邀冯玉祥来津与段棋瑞会晤，召开“天津会议”。[69]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宣誓就任临时执政职，再次上台成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18]。

失势下台

段祺瑞老迈，身边已无一兵一卒[70]，段棋瑞政府夹在张作霖和冯玉样势力之间[71]，是奉直国三方的傀儡元首。但段祺瑞却不愿做傀儡，[70]上台后，段祺瑞于1925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只制定了3个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条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段棋瑞政府明令将举行国葬，因安福系的人谎称有人行刺，段棋瑞没有亲自前往，引起不满。不久，“中法实业银行协定"引发了金法郎案，协定要求中国必须以金法郎多付6200余万两庚子赔款。法国串通《辛丑条约》有关各国扣留中国关税款，向中国施加压力。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财政极端困难，他最后屈服于法国的压力。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金法郎案的协定未能实施，但暴露出皖系势力衰落后段祺瑞在执政府的地位实际上十分虛弱。[71]1926年3月18日，日本等八国提出要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引发北平学生抗议，举行请愿游行。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后，段祺瑞政府陷于全国人民的声讨中，遭到了强烈谴责[19]。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以“正道居士”自居。日本人试图拉拢段祺瑞，想利用他在华北地区建立政府，被段祺瑞拒绝。蒋介石顺势接段祺瑞南下颐养。1933年冬天段祺瑞接受蒋介石邀请，到上海定居，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部出血，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离世，终年72岁[20]。

为政举措

军事

段祺瑞自小站起家，他带兵、练兵，并从军事教育出发兴学办教，是随营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72]，在小站他被委以炮队统带的重任，悉心讲授各类炮的性能和炮学知识，并把操练炮兵、教练人马、站队、验排、分排、择地势等作为平日训练的重点，还在督练军纪上非常严肃。在段祺瑞的监督下，炮兵成为北洋各营队中较为出色的一支队伍。1904年，段祺瑞被派任为北洋常备军第三镇翼长，又先后出任陆军第三、四、六镇统制，从而在陆军各镇的建镇与训练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05年和1906年秋，北洋举行两次会操，段祺瑞担任北军总统官，练兵成效昭著，北洋新军“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段祺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3]。

段祺瑞长年致力于学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北洋新军培养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段祺瑞曾在威海随营武备学堂充任教习达五年之久，袁世凯开办军事学堂时，便有许多都由交由段祺瑞担任总办、监督或教习。段祺瑞是“办理学堂最久，造就人才最众的”，他长期担任学堂实际主持人[73]。从1896年到1906年，北洋军队的军官多半受教于段祺瑞[74]。1896年，段祺瑞任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的监督和总教习。他亲自担任监督和总教习的炮科班在汇考中成绩显著进步，学生中比较著名的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运等，后来都在北洋集团内部和民初政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在炮科班所受的教育为他们日后的事业起了奠基作用。1906年，段祺瑞出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学堂督办，总司实际事务。段祺瑞上任后，该学堂改称陆军速成学堂，在培养军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有了极大提高。前后三期共培养各种军事人才达758人之多，比较著名的学生有王承斌、齐燮元、孙岳、李景林和孙传芳等，向全国输送大批军事人才的同时，又培养了一批才学俱优的留学人员，蒋介石、杨杰、张群、王柏龄等都是在该学堂上完预备班后留学日本。1906年，段祺瑞任军官学堂督办，培养了陈调元、吴光新、吴新田、魏宗瀚、师景云、张敬尧、靳云鹗、孙岳、何遂、方本仁、王承斌等一大批著名学生[73]。

段祺瑞还参与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战法、操典和编译兵书。袁世凯称赞段祺瑞的奏折中所说：“所有练兵章制、战法、操典，半皆由其手订。”甚至连纂订、修校学堂讲武堂的功课中“总司删润”之职的，都有段祺瑞[73]。他编撰了许多操练新军的重要教材，如《编练章制》《战法操典》以及《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72]《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是1899年，段祺瑞与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等参阅中外兵书，根据实际需要编纂完成的，共12册[31]。作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军事上具体运用的典型，《图说》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赞赏，并被定为清末编练新军的教科书，从而在北洋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3]。

段祺瑞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以及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和兵书等，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73]他完成了中国近代陆军教育特别是军事院校教育的初创工作，提高了北洋军系新式军人素质，改变了晚清后的军队面貌，填补了军事教育的空白。他治军的结果延续到民国[74]，在中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陆军院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2]

政治

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紧密配合袁世凯[22]，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使孙中山让权，同意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38]，段祺瑞以两通主张共和的电报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逼迫清帝退位，终使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22]，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39]，此即段祺瑞的“一造共和”。[22]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段祺瑞一直反对，干脆称病辞职，不理政事[22]，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段祺瑞重新出面任国务总理。[48]此即段祺瑞的“二造共和”[22]。1917年，府院之争中，张勋趁机复辟[13]借北上调停的机会，将清废帝溥仪抬出来下伪谕[22]。黎元洪被迫去职[54]，而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成讨逆军，发表讨逆通电，迅速攻进北京城，平定了张勋复辟[22]，迫使溥仪再次“退位”[13]，此即段祺瑞的“三造共和”[22]。

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段祺瑞进一步对德宣战[13]，段祺瑞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中国得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由此废除了与德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开了近代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先河。[22]但在西原借款问题上，段祺瑞向日本政府大量借款并签订军事密约[22]，把电信、铁路、林矿等方面的主权作为抵押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57]使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22]。

为了确立段祺瑞和皖系的集权统治，皖系政客组建了安福会以操控国会，阻挠南北议和，这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通过安福会结党营私，皖系军阀在南北议和中又一次夺权胜利，皖系势力也由此进一步膨胀，但其穷兵黩武政策招致了后续的失败。巴黎和会上，中国本来是以战胜国身份出席，但由于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中国代表团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国内爱国风潮的抗议，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段祺瑞的政敌利用群众浪潮，把他和皖系推向四面楚歌的境地。[22]段祺瑞政权在直皖战争中惨败[17]。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段棋瑞捐弃前嫌，拉拢张作霖结成奉皖联盟[75]，在张作霖的资助下逐步瓦解直系[68]，得到了复出机会，段祺瑞再次临时执政，上台后苦心维持，召开善后会议，但由于段执政缺乏军政实力，不被南北新旧各方认同，他在直奉战后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此后段祺瑞解决金法郎案，谋求关税自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在外交上有所突破[22]，但终在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段祺瑞政府陷于全国人民的声讨中[19]，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22]

历史评价

学者单宝在《平议》结语中认为：段祺主张共和，反对帝制，并付诸于行动。他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76]

学者莫建来评价：段祺瑞虽在思想上并没有突破陈旧的框架，但其行事与其他顽固守旧的将领迥然有别，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不能因为他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重要一员而加以抹煞。然而，段祺瑞又无疑是军人干政之恶习的始作俑者，给民初政治造成的严重影响，段之罪答又诚非浅鲜。尤其是段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袁世凯攘权夺利的得力帮凶，这是不容否认的史实。[77]

学者李开弟认为，段祺瑞和许多北洋军阀将领一样是为谋取一已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份子，“三造共和”只不过是假共和之名而遂己私利的行为。[76]

教育家黄炎培在《敬悼段芝泉先生》一文中评价段祺瑞，作为军事人物则有余，作为政治人物则不足，同时，他认为用人不当是段氏一大缺点。[24]

人物轶事

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总理时，其弟段启辅过他想谋一官半职，段祺瑞不愿利用特权，就想送点钱给弟弟带回家，无奈他自己也并无多余积蓄，因此临走时送了弟弟两个亲笔题字的灯笼，希望用灯笼能募些银子。段启辅回到合肥境内，有人劝他把灯笼挂起来，于是过往的人们才知道他的身份。[78]

段祺瑞一生酷爱下围棋，蒋介石来，先要问门房段祺瑞在干什么。如果正在下棋，便晚些通报，等段祺瑞下完一盘棋，才入室看望。“天才棋手”吴清源少时生活贫困，请求段祺瑞施以援手，段祺瑞要试试吴清源的棋力。棋界前辈叮咛吴清源一定要巧妙地“输”。但段祺瑞一上场就下出无理手，吴清源一时将“段公”杀得溃不成军。段祺瑞一言不发进了书房，让秘书每月给吴清源一百块大洋，1928年，他资助吴清源去日本学棋。后来，吴清源成为日本棋界巨星，日本劝他加入日本籍，段祺瑞希望蒋介石召吴清源回国，蒋介石并未认真办理。1936年，段祺瑞病入膏肓时听说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蒋介石前来探视，他不予相见。[79]

个人关系

故居墓地

1913年，段祺瑞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南部原三矿境内兴建段家楼，群体建筑规模宏大，占地12000平方米，地上有十余处欧式建筑群，地下有长5556米的三层地道且连通深2000余米的废弃矿井，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德式建筑群体，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9]

1926年，段祺瑞下台后定居在日租界须麽街魏宗瀚公馆，1933年后，段祺瑞定居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487号的一座公馆(今淮海中路)，1936年段祺瑞去世后，国民政府明令以国葬，遗体暂停放在西山卧佛寺新搭建房屋内。到1964年，章士钊出面将灵柩与夫人张佩衡合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章士钊题写碑文：段公芝泉、母张佩衡之墓，男宏业、宏范及诸孙敬立。原拟的碑文为“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但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年代，最后决定不提官衔为好。[90]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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