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明将蓝玉、沐英等带兵平定云南，郑和被俘阉割，分配至燕王朱棣府中执役。建文年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郑和随从有功，累升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成祖御书郑字，赐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至宣德六年（1431年），他先后奉成祖、宣宗之命，率领明朝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4][5][6]一说在途中于1433年（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7]

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亚非航线，在其时代，他是全世界上航行距离最远、跨越最广海域的人。通过航海实行和平外交和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其远航对于世界航海史、航海技术的提升也具有非凡意义。[4][6][8]

人物关系

朱瞻基

君主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5]祖辈世代居于云南昆阳。[9]因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伊斯兰教圣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赛拉特山区）朝觐（伊斯兰教五项功课之一），故同称“哈只（意为朝觐者）”，颇受乡里的敬重。[5]母亲为温氏，生子二人、女四人，长子文铭，次子为郑和。[9]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平定云南，郑和父亲马哈只因支持元梁王对抗明军而战死疆场，郑和作为战利品，被抓进军营做杂役。洪武十七年（1384），郑和被明军当做战利品送入皇宫成为宦官侍童。随后几年，郑和以宦官侍童的身份随明将领傅友德军队征战多地。洪武二十三年（1390），傅友德军队划归燕王朱棣管辖，郑和也被朱棣选中，进入燕王府侍候朱棣起居。[10][11]建文元年（1399），郑和随从朱棣起兵，屡立战功。因此在朱棣称帝后，郑和被擢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3][5]并奉命祭祀朱棣的乳母冯氏。[12]后来朱棣想去海外寻找惠帝朱允炆的踪迹，又想向海外炫耀武力，以显示中国的富强，遂决定通使西洋。[3]郑和因为身材容貌文才为内侍中的第一人，又有智慧谋略，且熟知兵事，被朱棣选中担任正使。[5]

七下西洋

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经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率船舰先后七次下西洋，[5]因当时船舶多需顺风行驶，故郑和历次出航多在冬春季，回航主要在夏秋季。[13] 二十八年间，郑和到达过南海及印度海洋沿岸三十多个国家，行程有十万余里，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而他麾下的船队则远至红海和麦加。[5]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搭档王景弘等人奉命出使西洋。郑和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带上大量金、帛、货物，率领为此建造的六十二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从苏州刘家河出发，泛海到福建，又从福建五虎门启航，首先到达占城，[3][5]而后历经爪哇（印尼爪哇）—旧港（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满剌加（马六甲）——锡兰（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印度卡里库特），立碑纪念返航。[14]郑和走遍各个藩国，向他们宣布天子的诏令，并向他们的君长赐赠礼物，如有不服便以武力相威胁。[3]返航时郑和经过旧港，[14]有酋长陈祖义抢掠商旅。郑和派使者去招安，陈祖义诈降，而阴谋抢劫郑和船队，郑和将他们打败，擒获陈祖义。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等人回国，献上俘虏的旧港酋长，各藩国的使者也随郑和来京朝见。朱棣非常高兴，处死了陈祖义，[3][15]赐予各藩国使者铜币、锦缎等许多财物，[15]并加赐郑和等人爵位俸禄不等。[3][5]

第二次下西洋

回国不久，郑和即再度奉命出使西洋，[14]其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船的船队，[5]仍旧从刘家河出发，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顺风南下，先至占城，[14]后历经爪哇—古里—暹罗（泰国）—柯枝（印度科钦）等国[5][16][14]，至锡兰返航。[5]各藩国的国王纷纷贡以珍宝、珍禽、异兽，[16]郑和的船上装满各国的贡物品，[5]经满剌加，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回到南京。[14]这年，郑和还在南京修建了一座祠来贡奉海女神天妃（妈祖），郑和将他的船队得以平安归来归功于天妃的庇佑。[8]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率大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多人，为巩固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第三次奉命南下西洋。[5][14]他沿着之前开辟的航线，历经占城—真腊（柬埔寨）—满剌加—阿鲁（印尼苏门答腊岛勿拉湾）—苏门答腊—南巫里（南渤利）—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锡兰等国，并于古里返航。[14]返航途中，郑和再次经过锡兰[a]。[16][17]国王亚烈苦柰儿将郑和引诱到国中，索要金币并发兵抢劫郑和船只。郑和侦察到敌人大军已出，国内空虚，便率领二千多人，出其不意地攻破其都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和他的妻儿及属官。去抢劫郑和船只的人听到消息后，退回自救，又被官军击败。[3][17]永乐九年（1411）六月，郑和携带十九国的使者，回到南京，向朱棣献上俘虏的亚烈苦柰儿。朱棣热情款待外国使者，[14]又赦免了亚烈苦柰儿的罪责，将他们释放回国。此时，交阯[b]已被灭，明朝在此设置郡县，各邦国更加震恐，前来朝见的邦国越来越多。[3]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奉命第四次下西洋，[3]但因为此次将前往更遥远的南亚以西阿拉伯世界，[5][14]直到次年一月，其方率领船队正式出航。[14][18]远航前，郑和还奏请在福建长乐兴建天妃宫，祭祀天妃，以祈求航海平安。郑和沿着旧路，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彭亨（马来西亚南岸）、急兰丹（马来西亚东岸）等国，抵达苏门答剌。[14]

起初苏门答剌前伪王子苏干剌自立为王，发兵攻击国王锁丹罕难阿必镇，国王遣使向明朝求援。朱棣遂让郑和下西洋时出兵相助。郑和没有率先动手，按照惯例向苏门答剌国王进行赏赐。[14]苏干剌恨郑和没有给他赏赐，出兵攻击明军，郑和率军奋战，追到喃渤利（今印度尼西亚亚齐区）抓住了苏干剌，并俘获了他的妻儿。[3]随即郑和船队经锡兰、加异勒、古里，向西横穿阿拉伯海，[14]历经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坦桑尼亚基尔瓦基）等国，[8][5]来到目的地波斯湾的急鲁谟斯（伊朗霍尔木茲海峡）后返航。[14]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郑和率船队回到南京，向朱棣献上俘虏的苏干剌。朱棣下令诛杀苏干剌，分别给予将士奖赏。[3][19]次年四月，朱棣亲撰《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纪念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功绩。[14]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5]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都派使者来朝贡，但不久辞归。[3]朱棣又命郑和等人护送他们回国，并赏赐其君长。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郑和率船队第五次下西洋，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彭亨、苏门答剌、南巫里、锡兰、柯枝、古里、忽鲁谟斯、阿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之亚丁）、木骨都束、卜剌哇（索马里布拉瓦）、麻林等国。永乐十七年（1419）春，郑和自麻林横渡印度洋返航，于七月抵达南京，随船还有亚非17个国家的使臣。[14]使臣都是各国的王室，他们捧着金叶表文朝贡，献上了如狮子、金钱豹、麒麟（长颈鹿）、鸵鸟、骆驼等珍禽异兽。[16]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1421）三月，郑和再度奉命护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回国，[20]率船队六下西洋。此次出航，郑和历经占城、暹罗、满剌加、锡兰、古里、祖法尔（今阿曼佐法尔一带）、木骨都束、麻林等国，并进一步访问了东非的慢八撒（肯尼亚蒙巴萨港）、竹步（索马里南部淮博）等地。郑和第五、第六次下西洋，对非洲东岸诸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自东非返航后，郑和船队经锡兰、苏门答剌等地，[14]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回到南京，当时随行各国使臣有一千二百余人。[5]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1）六月，宣宗朱瞻基为重振国威，与藩国恢复朝贡关系，授命郑和七下西洋。[3][5]是年末，[5]郑和率船队从南京龙湾，[14]来到福建长乐等候季风出航。[16]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几乎走遍了南洋、北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诸国，在七次出使中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其最远甚至抵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的某个地方。[14]但因为郑和年事已高，这次船队在苏门搭剌便分出几个分队同时访问亚非国家。[13][14]比如王景弘率队访问苏门答腊；[13]还有太监洪保，先是率队访问榜葛刺国（孟加拉），[14]后又接受从古里往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使命。[13]

烈士暮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求承袭宣慰使职位，郑和带上赐印前往赐封，等他回来时，朱棣已经逝世。[3]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下令停罢西洋活动。[14]洪熙元年（1425）二月，朱高炽任命郑和为首任南京守备，命其带领出使藩国的军事守备南京。[3]不久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又下令郑和修缮南京宫城。[21]次年，郑和奏请修缮南京天地坛、山川坛等建筑。[22]同年，因为工部郎中冯春上疏为南京修造佛寺的工匠请赏，郑和遭到朱瞻基的申斥。[23]宣德三年（1428），郑和受命督促南京户部将南京内府所存储的数十万绢、布运至北京。[24]郑和任南京守备期间，还督造了南京大报恩寺及琉璃宝塔。[14]

宣德五年（1430），郑和奉命再下西洋。[3]七月，郑和建造龙船获得朱瞻基的嘉奖，同时他请求重修南京三山街净觉寺的上疏也获得了许可。[25]宣德六年（1431），郑和率领船队正式出航。[14][16]出发前，郑和还接受了劝谕暹罗不再侵扰满剌加的任务。[26]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返航途中于古里病逝。[1]但此次航行后，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地区在内，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使臣再次随船前往南京上贡。[13]自郑和以后，凡奉命出使海外的，无不称赞郑和的事迹，借以向外藩夸耀。所以人们盛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的一大盛事。[3]

主要成就

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在长期航海活动中，不仅完善和发展了古代航海技术，[27]还绘制和应用了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一部最早的远洋航海用图——《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的绘制，综合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导航、物标导航、地文导航、标准行数等多种航海技术，[28]代表了一套完整的远洋航海技术的形成，反映了郑和高度的航海技术成就。[27]而且郑和航海技术的广泛传播，实现了明清航海技术在定向、测深、计程、天文导航等度量衡上的统一，由此形成了航海文献记载的新形态。这样一套可操作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是中国航海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式进步，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洋国土的开发与海岛命名。[29]

风帆航行

郑和船队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风帆航行技术，[28]利用海上季风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进行远航，创造了“顺风相送”航海法。[27]每当10月至次年1月间东南亚季风区刮起东北季风，郑和船队往往会大张风帆从长乐太平港起航；而在4月至6月印度洋北部和阿拉伯海刮起西南季风时，[27][28]船队则会顺风返航。借助季风和海流，船队能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27]

天文导航

郑和船队在我国古代航海观察天象的传统上，以“过洋牵星术”为基础，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天文航海技术。“过洋牵星术”的原理是通过观察星辰的海平高度（仰角）来确定海上船队在南北纬度上的所处位置。郑和船队使用由12块正方形乌木板组成的牵星板来运用牵星术，[28]计量单位则有尺、寸、分；但航行到印度洋时，为了便于和当地人交流，也会采用当地的计量单位——“指”和“角”，这直接来源于手指的宽度。在纬度相同的地方，由于北极星的出地高度相同，郑和船队能参考北极星高度，实现等纬度航行。[29]但更多时候，船队常常是南北或东西两星并用，以便互相核正。[28]

计量工具

在地文航海术中，参照物或路标是确定航行方向和距离的必要因素。[28]为了提高航行的精度，郑和船队开创性地使用了“更”来计量海路。这是一种用短时间段来表示固定路程的计量单位，是原本计量单位“昼夜”航程的十分之一，即2.4小时的航程。“更”在航海活动的普遍应用，使得中国计量航海的精确度整体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尤其是在此后准确定位中国附近海域众多岛礁上，产生了巨大帮助。郑和船队还推广了测深铅锤的使用。这种工具早在公元前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已经普遍使用，计量单位为“寻”或“托”，即两手平伸的长度。[29]其首先通过测量绳的入水长度来探知水深，而后根据锤底部牛油粘附的泥沙，来判断水下地形；[29][30]最终两者结合，推断所处位置。同时它还可以用来确定已定航线上的行船转向点。[30]

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大事件，它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31]郑和下西洋大大推进了亚非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32]

物质文化

郑和七下西洋，与亚非国家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赏赐、贸易、朝贡等方面。郑和船队借助海路向亚非国家输送的中国物产，有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铜钱、铁制农具、金属制品等，其中又以瓷器、丝绸数目最大。[32]丝绸制品的输入，不仅提升了当时亚非各国居民的衣着水平，[31]还使得其服饰文化等深受中国丝绸文化影响，更一进步促进了国内丝织业的发展[32]。陶瓷器皿的输入则更易了亚非人民的传统饮食习俗，对于某些没有饮食器皿的国家，还提升了其饮食文化层次。郑和船队还为一些落后的亚非国家带去了制盐、捕鱼（渔网使用）、凿井、耕种、织布等技术，大大提高了亚非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物质水平。[31][32]此外，郑和船队还将包括人参、麝香、大黄等中药材在内的中国特有动植物带到亚非国家，丰富了当地的本土药物及动植物科学。[33]

当然，亚非也会通过贸易、朝贡等方式将当地的特色物产输入中国，这些特色物产中有香料、药品等生活用品和五金、木料、颜料等工业原料。[31]尤其是香料贸易，郑和下西洋，将香料普及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丰富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32]而郑和在将动植物带到亚非国家的同时，[33]也从国外引进了如血竭、安息香、苏合油、芦荟以及木香等药材，[31]麒麟（长颈鹿）、狮子、西府海棠、五谷树、娑罗树、沉香等珍稀动植物，丰富了中国本土药物及动植物科学。郑和船队还引进了玻璃制造术。[32]

制度文化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在亚非地区维护明朝主导的“天朝礼治体系”。[32]郑和船队以“敷宣教化”的形式，在海外为亚非国家建立健全的国家制度提供帮助，并直接或间接为他们完善礼仪制度、法律制度、货币制度，还邀请各国使节到中国学习制度文化，让他们接受中华礼仪的熏陶。当时中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乃至典章制度受到了各国的广泛认可，许多亚非国家到中国访问，往往会主动请求颁赐中国冠服。同时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大量中国铜钱，也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31][32]此外，郑和还将历法、中医、乐器以及度量衡等较为先进的制度带到亚非众多国家，[31][32][33]而且在各个国家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让中国与各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扩大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33]

宗教文化

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起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每当郑和在爪哇等国停留时，都会积极从事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他曾先后在爪哇、旧港、山巴斯（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并支持满剌加成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王国，使之一跃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32]郑和船队还将一些亚非国家的雕刻艺术引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32][33]同时郑和船队的多次出航，还为日后属于中国道教门类的妈祖文化向东南亚传播奠定了基础。[32]此外，郑和也将中国的哲学思想的精髓传播出去，使得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基督教和中国思想实现了大融合。[33]

维护海上安全

在郑和的带动下，民间海上贸易也得到长足发展。在宣扬国威的同时，对周边倭寇及蒙元反明势力也有一定牵制作用。有明以来，海上倭寇成为影响东南沿海安定的主要外因，倭寇横行海上，在沿海地区进行抢夺商船、欺压渔民等罪恶行径，严重影响明朝海外贸易发展。郑和下西洋船队以军事编制组建而成，通过海上包抄的战略震慑打击了倭寇势力，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明朝海防压力。郑和下西洋途中消灭了长期肆虐海上的海盗，维护了海上的安全秩序，为民间商船往来提供了安全保障，促进了海上民间商贸往来。同时，民间商队逐渐以郑和下西洋线路为主要商贸线路，发展与周边各国的商贸交流活动，为当时向往中华文明的周边各国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到南洋定居生活，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华侨群体。[4]

历史争议

生卒年争议

生年

关于郑和的生年，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生于洪武四年（1371），此说最早由历史学者吴晗提出，参考文献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阉幼童条》、《明史》郑和本传；[34][35]学者朱偰在《郑和》一书中亦采用此说，参考文献为《滇绎》《郑和》条及梁启超所编《郑和传》。[35][36]

其二，生于洪武六年（1373）以后，此说由学者束世澂于《郑和南征记》一书中提出。[37][35]

其三，生于洪武八年（1375），此说由历史学者谢方等人提出，参考文献有《明通鉴》《明成祖实录》《前闻记》等。[38]

卒年

关于郑和的卒年，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其一，卒于宣德六年（1431），此说最早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郑和下西洋考》一书中提出。[35][39]

其二，卒于宣德八年（1433），此说由学者郑一钧等人提出，参考文献为《非幻庵香火圣像记》。[35][40]

其三，卒于宣德九年（1434），学者朱偰认为郑和死于1434年前后，[41]日本学者寺田隆信也推定郑和大约卒于1434年。[42]

其四，卒于宣德十年（1435），吴晗于《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提出此说，参考文献为《明史》郑和本传，[35]束世澂于《郑和南征记》中亦采用此说。[37]

葬地问题

关于郑和葬地的说法，目前有以下四种：

其一，牛首山西南麓周村之东“回回山”，此说为当前的主流观点，最早出现于1958年（一说1956），1979年获得官方认可。[43]

其二，牛首山东北高家库，此说最早由郭金鉴等人提出，参考文献为南京旧方志。[43][44]

其三，牛首山巅弘觉寺塔地宫，此说最早由南京博物院专家葛晓康于1996年提出，主要依据为弘觉寺塔地宫出土文物之铭文。[43][45]

其四，牛首山大世凹以南广缘寺后，此说由考古学家王志高等人提出，主要依据为“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43]

家世争议

关于郑和家世的争议，主要在于其与元代政治家、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关系。李士厚、马颖生等学者根据对《郑氏家谱首叙》《故马公墓志铭》等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分析，认为郑和是赛典赤的后代；[46][47]遗传学专家王传超等人还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赛典赤和郑和之间的波斯族源联系。[48]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如周绍泉、马继祖等人，则从郑氏家谱本身的真实性、文献资料的解读、及相关谱系资料的梳理对比等多个方面提出质疑。[49][50]

海权性质

当代研究中，郑和下西洋活动往往和海权问题结合在一起。海权研究专家时平认为郑和海权受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驱使，带有封建大一统的烙印，包括其主权性、国防性、拓展性乃至和平方式，都具有封建王朝的特征。[51]历史研究员张晓东则认为郑和下西洋仍以贸易护航为主，虽然具有制海权性质，却存在不足；不过其在实施海权的军事能力上有着领先历史潮流的超前性。[52]国防专家秦天、霍小勇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指出郑和海权具有主动性和开拓性，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要素，远超历代。[53]

宗教信仰

关于郑和的主要宗教信仰，一般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三种说法。伊斯兰教说主要从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的背景出发，认为穆斯林的后代必然是穆斯林，此外还有郑和向穆斯林先贤进香，[54]出资修建西安、南京各地清真寺之类的资料作为佐证。[6][55]佛教说则依据一些郑和修建佛寺、抄写佛经、铸造佛像佛塔的记载；[6][54]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内廷宦官普遍信佛，郑和也是其中一员。[56]道教说主要依据是郑和祭祀天妃的记载，包括郑和留下的如《天妃灵应之记》等碑文。[54]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郑和同时是三种宗教信徒，[57]而且这种多元性的宗教信仰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55]不过还有学者认为，郑和以上的宗教活动基本出于明成祖朱棣的意志，因此以这些宗教活动作为判别郑和宗教信仰的依据，并不严谨。[54]

人物评价

历史学家吴晗评价郑和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58]

郑和深受明朝皇帝信任。明宣宗朱瞻基将西洋各藩国事宜都托付给郑和极其船队，并以他为心腹。[59]

梁启超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的骄傲，纵观世界历史上所有号称航海伟人的，能与郑和并肩的非常少。我国郑和之后，再无郑和。[60]

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评价郑和竟然能于十四个月中，造成六十四艘大船，运载二万八千人迅游南洋，是中国超前轶后的壮举。[61]

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富路特教授在《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中评价郑和，对于一个宦官而言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并且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到他这个时代为止，他是全世界上航行距离最远、跨越最广海域的人。郑和无疑是一位才华卓越之人。这最早体现在他早年的军事成就中，随后郑和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和的卓越才能后来又在统筹领导方面得到充分证明。[8]

后世纪念

纪念地点

中国

作为郑和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南京存在有如宝船厂遗址、马府花园、静海寺、天妃宫、郑和墓、大报恩寺、净觉寺、浡泥国王墓等近10处与郑和有关的遗址遗迹。郑和的出生地云南也有不少以郑和命名的地点，如郑和公园、郑和故居、郑和纪念亭、郑和碑林、郑和文化广场、郑和和秀巷、郑和武校、三宝楼等，此外还有如郑和号车队、郑和船厂、三宝大酒店、三宝旅行社等企业。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实际起航点，福建则有郑和庙、郑和行香碑、郑和桥、郑和史迹陈列馆、郑和铜钟、三宝殿、三宝岩、三宝崖、三宝塔、南山天妃行宫等纪念地点。此外，南海有以郑和命名的郑和群礁、郑和外海、郑和内海；北京有三宝胡同，江苏太仓有郑和纪念馆、郑和路；大连有郑和号军舰；广东有三宝公庙；台湾有郑府圣侯庙、特产三宝姜等。[62]

海外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有许多为纪念郑和而建立的三保公庙。其中，印度尼西亚不但有三宝庙、三宝井、三宝洞、三宝墩，在爪哇岛还有城市三宝垄、港口三宝港，泗水也有郑和清真寺，雅加达的安卓尔地区有三宝厨师庙，苏门答腊的万达拉惹博物馆有一口郑和钟。此外，菲律宾有三宝颜市，马来西亚古晋州有郑和统帅路，斯里兰卡的国立博物馆有郑和碑。印度不仅有郑和纪念碑，在古里市还建有郑和石刻雕像。同时，在郑和到过的非洲国家也有不少与郑和相关的地名、建筑，如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有一座郑和村，布拉瓦市郊区也有一个郑和屯；肯尼亚麻林建有郑和柱。[62]

纪念活动

从2003年至2005年期间，开展了一系列郑和的纪念活动，主要包括下列6项：2005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2005年7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展览；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介绍郑和下西洋的专题电视片，并在全国播放；2005年6－7月，在上海举办了“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2003－2005年每年举办了不同主题的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讲座、夏令营等活动；2003－2005年分别在上海市、福建省、江苏省举办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鉴于纪念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2005年国务院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同时还把这一天作为“世界航海日”在我国的实施日。[63][64]在这些具体活动之外，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家邮政局还在2005年6月发行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1套3枚；[65]同时，郑和出生地——云南的出版界则发行了大型画册《郑和史诗》。[66]

除了中国，国外也曾举行过不少郑和的纪念活动，比如2006年在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举办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展览，[67]2018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的“2018国际郑和大会”，[68]2019年在欧洲议会总部举办的“郑和下西洋”图片展等等。[69]

影视形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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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史》记为永乐六年（1408）九月，郑和二次下西洋期间。[3]

[b]中国古代地名，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前，越南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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