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2月,李提摩太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2]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2]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李鸿章请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1901年,李提摩太提交7条建议,提出在太原创办西式大学。1902年5月,山西大学堂开学。1910年,他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3]
李提摩太在华的杰出贡献,使他赢得了清廷的赞誉,被授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4]他的主要作品有《七国新学备要》《时世评论》[2]《亲历晚清四十五年》[5]等书籍,主笔出版了《时报》《万国公报》等报刊。[2]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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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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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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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10月10日,李提摩太出生于威尔士法尔德普林村。[3][2]1858-1860年间,当时在欧美兴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席卷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和瑞典等地。这场复兴运动影响着许多原本不信上帝的人,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观念。李提摩太在这场宗教复兴中得到启发,他在家乡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成为英国浸信会的信徒。这场复兴运动激发了他的内心冲动,开始了传教士之路的想法。1865年,李提摩太进入哈佛福德神学院学习。在神学院里,他与同学们一同提出改革课程的要求,引发了一次重要的课程改革运动。他们主张用现代语言代替希腊语和拉丁语,强调学习近代语言。同时,他们要求教授世界通史,包括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等地的历史,代替单纯的欧洲史。此外,他们认为实用的现代科学比抽象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为有益。尽管他们的要求可能导致被开除,最终神学院方面同意了这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这一经历也为李提摩太后来的传教士生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
1869年春天,浸礼会批准了李提摩太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随后,他于同年11月17日搭乘“亚克利”号轮船从利物浦启程,开始了前往东方的旅途。[3]
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抵达上海,随后被派往中国山东烟台进行传教工作。在山东,李提摩太积极学习中文,融入当地文化,甚至改变着装,穿起了中国传统服饰,还削了头发,做了一条假辫子。他的传教活动带他走遍了宁海、济南、青州、天津、直隶、山西等多个地方,甚至涉足遥远的满洲。然而,他的传教之路并非平坦,历经海上惊险、中暑、劫匪袭击等多种困难。[3]传教过程中,他曾尝试将儒家的、道家的著作和基督教的《新约》作比较,为受教者点播其中的区别和含义,试图将中国哲学家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又通过开办一些物理、化学实验的讲座,驱散人们的无知。[6]
1875年,李提摩太首次与当时正在筹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江苏总督李鸿章相识,为日后与中国政要的接触奠定了基础。1876年,华北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影响范围涵盖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个省份。这场旱灾导致了严重的薄收情况,甚至有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李提摩太在山东传教期间积极参与了灾区救援,募集资金,向地方政府提供救灾建议,为缓解灾情贡献了力量。得知山西的灾情更加严重后,他毅然决定前往山西,协助救援工作。[3]
1877年11月,李提摩太携带直隶总督李鸿章赋予的特别通行证,骑着骡子来到了山西太原。抵达后,他迅速前往会见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表达了他对灾情的关切和援助的意愿。然而,曾国荃认为他的到来可能只是政治手段,企图收买人心,让民众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曾国荃对他的到来感到愤怒。[3]
在面对曾国荃的反应后,李提摩太并未气馁。于1878年1月28日,也就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他骑着骡子从太原出发,前往山西南部地区,以亲自考察灾情的严重程度。他沿途经过榆次、太谷、平遥、介休、洪洞、临汾等地,亲眼目睹了灾情的惨状。经过十四天的艰苦旅程,他回到了太原府。在旅途中,他不仅向外界宗教团体传达了山西灾情的可怕程度,寻求援助,还向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修建铁路等三项救灾措施。[3]
1878年秋季,通过伦敦募集的款项终于通过上海电汇到达。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电报通信,银子只能通过船只运输。李提摩太安排特别的护卫队,押送20万两银子到太原,以确保款项的安全。这笔款项对于受灾严重的山西来说意义重大,李提摩太对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分配。他选择了灾情最为严重的平阳府作为救灾重点,并在那里待了四个月。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私吞救灾资金,他决定直接将银子发放到每个家庭。在发放前,他们雇用了当地铁匠将50两的银锭切割成更小的块,以确保均等分发。经历长时间的劳累和内心挣扎,李提摩太最终染上了痢疾,不得不被担架抬到平阳府。山西民众对李提摩太的援助表示深切感激,他们甚至请求获得他的照片,供奉在神庙中,永远怀念他的恩情。曾国荃,曾经对李提摩太的到来不满的山西巡抚,也在后来向他表达了赞赏之情,代表山西民众向他表示感谢。[3]1880年,李提摩太游览了五台山,学习了中国宗教信仰,我还进行了其他多样化的事工,包括给官员和乡绅们开讲座、到农村传福音,此外,我还在城市里建立了一所养育六十名孤儿的学校。1881年,彗星出现,李提摩太在此后的三年间坚持每月做一次演讲,向听众展示彗星的轨道变化是有规律的,将西方的天文科学在中国传播。1884年,李提摩太在北京成立了福音联盟,并写信给《中国导报》,敦促活动在各个省份的联盟成员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便各地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为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对当地官员贯彻《宽容条款》的力度予以监督。1889年,山东又一次发生了饥荒,李提摩太被任命在济南府附近的州县协助赈灾,染上热病和麻痹。[7]
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李提摩太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随后,他于1891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成为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1]广学会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它的目的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文明和思想。[4]长达25年的领导任期中,他充分利用广学会的平台,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小册子,以及报刊如《万国公报》,使广学会成为中国最大、影响最深的出版机构之一。他主张通过控制大学、报纸、杂志等主要媒体,以及影响中国的宗教领袖,来达到对国家走向的控制。他编写了合乎中国人需要的教义问答书,融合国外优秀教义问答书与中国情境,通过引人入胜的问题和答案传播基督教教义。他撰写了著作,针对中国领导层进行正确引导,并在一次与李鸿章的会谈中,启发于问题,后来写作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为基督教在华传播进行辩护。在1905年的伦敦浸信会大会上,他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之一,代表中国教区强调了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正确引导中国的领导阶级。通过他对基督教文字事工在福音工作上的深刻洞见和实际行动,他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文字传播与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领域紧密结合。主持翻译了《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这些刊物和著作对晚清的思想和社会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
1898年,深受李提摩太影响的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开始后,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2]1901年接管广学会之后,李提摩太不仅出谋划策,还亲自游说高级官员如李鸿章、翁同和等,为新运动开辟道路。他倡导控制大学、报纸、杂志等媒体,影响宗教领袖,以掌握国家走向。他通过编辑书籍、小册子,传播政治改革方案。他曾三次会见张之洞,呼吁政治改革,引发“百日维新”。李提摩太的改革方案与维新派的主张一致。他为光绪皇帝提供改革建议,但慈禧复辟后,维新运动受阻。在义和团运动中,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担忧。他呼吁友谊培养,反对急于求成的改革。然而,维新派失败,光绪被软禁。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未来感到无奈,认为任何急切的改革都可能导致毁灭。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局势恶化,洋人遇害,他提出处理山西教案的七条意见,协助善后工作。尽管维新失败,李提摩太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努力,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留下深远影响。[4]
经历山西赈灾事件后,李提摩太开始思考造成灾荒和贫困的原因,为此,他购买了一座大宅,耗资近千英镑,购置了各类科学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电流表、电压表、幻灯机、照相机,以及各类书籍如天文学、电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医药学、百科全书等。他相信通过向政府官员和学者做演讲,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促进修建铁路、开采矿藏,以避免再次发生饥荒,拯救民众于赤贫之中。他还一直坚持在各级政府和伦敦浸礼会建议,在每个省首府建立学校,以提倡教育事业。[3]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面临动荡,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李提摩太于1901年5月14日抵京,向李鸿章提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提出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5万两,用于在太原建立西式大学。李鸿章肯定了此建议,李提摩太兴奋地投入建校筹办。[3]
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派出耶稣教教士叶守真、敦崇礼、苏慧廉等8名教士商议开办中西大学堂,但山西巡抚岑春煊以民穷财尽异议,未达一致。11月,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与李提摩太签订《八条》,确立了山西大学堂的创办,1902年5月8日如期开学。李提摩太充满激情地投入学校建设。1908年,他重访太原,受到热烈欢迎。1910年11月13日,尽管《八条》尚未届满,他将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表达对现代教育的坚定信心。[3]
1913年,李提摩太因重疾肠道问题辞去上海广学会职务。他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科学、历史、经济学和宗教基础教育,而广学会则致力于弥补这些不足。1916年,他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养病。1919年4月,他经历一次手术后,年事已高且病情加重,抵抗力低下,尽管计划9月返回中国,但因健康状况恶化,于4月17日去世。[2][4]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45年,展现了卓越的成就。他广泛救济灾民,与权贵建立联系,联络士绅,为洋务运动提供智慧,推动政治变革,介入外交调解。他灵活地在幕后与台前交替,辛勤努力地在纷繁世局中穿梭,巧妙地游走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杰出人物。[4]
尽管曾被慈禧视为维新派的助手,义和团事件后,慈禧意识到改革的必要,重新采纳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念。李提摩太通过创办山西大学和在北方的赈灾工作,赢得了清廷的赞誉,被授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得到开诰封为三代。他的贡献在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4]
李提摩太作为一位传教士,在晚清时代通过他的宣教工作和思想传播,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他的行动和观点在当时的宣教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关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他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为其他宣教士提供了启示,影响了他们对于传教工作的理念和策略。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贡献,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展示了如何在文化和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地方传播基督教信仰,并影响了宣教事工的发展方向。[8]
李提摩太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传播了基督教的信仰,还引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他积极与中国社会的士人阶层互动,参与政治变革和社会思想的交流,影响了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的举动鼓励了中国士人思考国家的未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同时也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8]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不仅以宣传基督教为名,还积极参与赈灾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山西的赈灾活动赢得了社会声誉,为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奠定了基础。他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和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推动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基督教界,还扩展到了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8]
出版时间 | 作品名称 | 简介 |
1886年 | 《七国新学备要》 | 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2] |
1894年 | 《时世评论》 | 将他之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编辑而成的书[2] |
2005年 |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 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期间,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的事件[5] |
2013年 | 《1898——1942 外国人笔下的长沙》 | 记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长沙基层社会的情况,并记录了众多政治事件和历史细节。其中包括抢米风潮、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日寇入侵、长沙大火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医疗等许多感人细节[9] |
2018年 | 《列国变通兴盛记》 | 这本书包含四卷,分别是“俄罗斯变通兴盛记”、“日本变通兴盛记”、“印度变通兴盛记”和“缅甸安南变通兴盛记”。通过介绍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借鉴西方法制实现国家强盛,以及印度、缅甸、安南等国借鉴西方法制实现国家保国的案例,阐述了仿效西法进行改革是晚清时期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的观点[10] |
出版时间 | 作品名称 | 简介 |
2002年 | 《泰西新史揽要》 | 叙述了19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内容涉及各国历史沿革、互相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11] |
2018年 | 《西游记》 | 将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翻译为英文[12] |
2018年 | 《大同学》 | 《大同学》原版创作于1899年,本次重新出版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进行了录入、校注和导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有助于研究清末西学东渐的思想史。李提摩太的翻译重新演绎了原著的核心观点。本书运用中国经典《礼记》中的“大同”概念,来传达西方关于社会进化和秩序的社会学理论,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13] |
出版时间 | 作品名称 | 简介 |
1890年 | 《时报》 | 受李鸿章之邀担任主笔[2] |
出版时间 | 作品名称 | 简介 |
—— | 《万国公报》 | 其在主管广学会期间出版的报刊,孙中山等许多名人在上面发表过文章[2] |
从1902年6月7日签订《二十三条》,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到1910年11月13日西学专斋的顺利移交,李提摩太实现了他在中国建立大学的梦想,他的心情是欢乐的。而山西人“那种普遍的欢乐和感激之情”也是超乎李提摩太预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评)[3]
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李提摩太这个名字曾长期和“帝国主义分子”这个标签连在一起。1951年,为了当时形势需要,丁则良写了一本小册子《李提摩太》,此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评)[1]
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评)[1]
李提摩太在华45年,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救济灾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也鼓吹变法,调停外交,他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地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周旋,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凤凰大视野》主持人陈晓楠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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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上).基督时报. [2023-08-14].
[2]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天津《时报》.人民网. [2023-08-14].
[3]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山西大学. [2023-08-14].
[4]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华45年.凤凰网. [2023-08-14].
[5]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豆瓣读书. [2023-08-14].
[6]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2017-09: 第29-121页 第四章.
[7]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2017-09: 第292-394页,第8、9、10章.
[8]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下).基督时报. [2023-08-14].
[9]1898——1942 外国人笔下的长沙.豆瓣读书. [2023-08-14].
[10]列国变通兴盛记.豆瓣读书. [2023-08-14].
[11]泰西新史揽要.豆瓣读书. [2023-08-14].
[12]西游记.豆瓣读书. [2023-08-14].
[13]大同学.豆瓣读书.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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