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奭

刘奭为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之子，出生于宣帝流落民间时期。二岁时，随宣帝即位回归皇室。八岁时被立为太子。[1]为太子时，他认为宣帝“持刑太深”而建议“宜用儒生”，被宣帝斥责。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宣帝去世，刘奭即位为汉元帝，改年号为“初元”。[1]刘奭在位期间全面施行儒生政治，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他崇尚节俭，注重教化，减轻刑罚，也重视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派王昭君到匈奴和亲。[1]同时，刘奭开启了西汉的礼制改革，减轻了宗庙建置与供奉带来的财政和徭役负担，使西汉宗庙“一祖二宗”之制渐具雏形。[3]

然而，刘奭的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废止徙陵政策，虽然减少了流民对统治安定的威胁，但也破坏了汉初以来打击豪强、巩固中央集权的努力，动摇和削弱了西汉王朝的统治。[4]此外，汉元帝疏于政务，将权力委托给宦官石显，导致石显擅权，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最终使得国势日衰，西汉王朝由盛趋衰，结束了昭宣中兴的短暂局面。 [5]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6日），刘奭病逝于未央宫，终年42岁，葬于渭陵，谥号“孝元皇帝”。[1]

人物关系全部

王政君

妻子

傅昭仪

妻子

冯媛

妻子

刘询

父亲

许平君

母亲

邛成太后

养母

刘骜

儿子

刘康

儿子

刘兴

儿子

阳阿公主

女儿

平都公主

女儿

平阳公主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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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奭是汉宣帝刘询流落民间时期与嫡妻许平君所生长子。刘奭二岁时，宣帝即位，刘奭随之回归皇室。[1]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宣帝没有依照群臣提议将大将军霍光之女霍成君立为皇后，而立刘奭的母亲许氏为后。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许皇后遭霍家设计毒死，刘奭年幼丧母。许氏去世后，霍成君被立为皇后。[6]

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皇太子，霍氏又筹划毒害刘奭。霍皇后数次召见刘奭，赐予他食物，但因为服侍的人总是先试吃，霍皇后未能下毒成功。直至霍光去世，霍皇后被废，宣帝怜爱刘奭年幼失母，又险些遭霍氏毒手，选立后宫素来谨慎且无子的王婕妤为后，抚养刘奭，刘奭的成长与生命安全才有所保证。[6]

刘奭喜好儒学，认为宣帝“持刑太深”，从旁建议“宜用儒生”。宣帝斥责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能只用德教！”并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因为这件事宣帝逐渐疏远太子而喜爱淮阳王，一度有意改立淮阳王为太子。但是念及与许氏起于微末的情义，最后打消了这一念头。[1]

少年时期，刘奭宠幸的司马良娣生病去世，刘奭为此悲愤发病，闷闷不乐。[b][7]此后一直虚弱而多病，身心不宁。[8]

初登帝位

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刘询驾崩，刘奭即位为汉元帝，改年号“初元”。宣帝为元帝安排了“三驾马车”辅佐朝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保障元帝平稳渡过执政初期。其中，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为外戚重臣，深得宣帝信任。萧望之、周堪都是当时名儒，也是元帝的老师。元帝好儒，十分看重两位老师，经常召见他们，一起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经常进谏劝说元帝推行儒政，元帝多采纳接受。[c][9]

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之时，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政议坚持遵从惯例，反对萧望之等人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宦官专权，认为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这样重要的官职不符合旧制，建议元帝予以纠正。元帝刚即位不久，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由此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记恨。[5][9]

于是，石显等趁萧望之休假，向元帝上奏萧望之等人谋划罢黜车骑将军史高，离间元帝与许、史两族外戚，元帝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面对弘恭询问时，答道：弹劾外戚只是匡正朝纲，不是阴谋。弘恭、石显却向元帝上报：萧望之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并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怪责弘恭、石显，他们叩头谢罪后，元帝就作罢了。元帝要释放萧望之并复职，石显等串通史高从中作梗，致使萧望之虽被释放，但革职为民。[d][9]

数月以后，元帝才再次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的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说他不服之前的惩罚，是将过错归结到皇帝身上，让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次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元帝知道后大惊，痛道：“果然杀吾贤傅！”[e]召见石显等人问责，石显等脱下冠帽跪地认罪后，元帝不再追究。[9]

由此，在元帝的混乱处理下，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最终获得了胜利。 [5]

大权旁落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也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时正当元帝生病体弱，不再亲躬政事，而开始寄情于音乐。元帝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结外党，对石显十分信任，便将朝政全部委任于他，朝中大小事宜，都由石显决断处理。石显的权势逐步壮大，百官对待他都十分敬重。石显此人机敏灵巧，擅长诡辩，睚眦必报。他一面把握人主喜好，欺哄元帝；一面大行党同伐异之事，企图向元帝进言石显专权的太中大夫张猛、御史中丞陈咸、魏郡太守京房、侍诏贾捐之等都先后被石显所害，而见风使舵依附他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皆得宠位。此后，公卿以下都畏惧石显，朝中一切都是石显说了算，再无人敢悖逆。[8]

元帝虽为天子，却最终被架空权柄，致使宦官石显擅权，纲纪紊乱，吏治腐败，危害国家。[5]

中年去世

去世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6日 ），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谥号孝元皇帝。[1]元帝去世后，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2]

陵墓

元帝去世后葬于渭陵。渭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新庄村西南，整座陵园呈东西向长方形，包括汉元帝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墓等组成部分。其中，汉元帝陵墓按“亚”字形形制，修筑了底部的墓室和四条斜坡墓道。[10]

陵园内东北角分布的陪葬墓被当地人称为“二十八宿”，《咸阳县志》另称其为“七妃墓”。这块陪葬墓按南北5排，东西7列规整排列，最南侧的—排东侧的4座墓葬有相对独立的墓园；各墓园均在南墙开设了一道门，并筑有门阙；墓园内部包含墓葬和建筑遗址，还修筑了完备的道路系统，是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对于西汉帝陵嫔妃葬地的探索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0][11]

渭陵陵园内共发现建筑遗址6处，先后出土玉俑头、玉羽人乘马、玉熊、玉鹰等诸多汉代造型生动，制作精巧的汉代玉器精品。[11]

施政举措

元帝即位后，全面施行儒生政治，重用名儒萧望之、周堪、刘向、翼奉等人，多番向其问政听政，先后将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经学之士任命为宰相。儒家思想正式被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开启了儒家思想专制时代。但与汉初以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不同，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以贤良文学的思想为代表，儒生们针对现实，宣扬以孔子为中心的经学意义。[12]儒家学说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影响到了元帝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12]

政治

用人政策

元帝在位期间，多途径、大规模地培养、选拔和任用经学之士。他将昭、宣帝时期仅数百人的博士弟子，扩大到千人规模，并在各郡设置教授《五经》的官职。武帝时开辟的明经取士[f]也在元帝手下真正盛行起来，不少儒者通过这一途径谋得官职，韦玄成更是以明经官至丞相。元帝还曾下令“能通一经者皆复”，即儒家“五经”中能通晓任何“一经”，都可以启用为官，给予经学之士极大关照和优惠。郭沫若指出：“从此，儒学和仕宦结了不解之缘。谁如果想要当官，就得熟读经书。”读经做官，成为元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14][15][16]

此外，汉初开始实行的征辟之制，即征召或辟举一些有名望的人授予官职，到元帝时已将经学名家作为主要征辟对象，如贡禹、翼奉、孔霸等。元帝即位后多次颁诏要求举荐“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 “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 以授官职。可见，元帝时汉代另一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察举制度，也将直言极谏、质朴、敦厚、逊让、贤良等儒家标榜的道德品行作为主要标准。皮锡瑞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元帝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1][16][17]

元帝重用经学之士，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既能借助推行以柔治国的政治方略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又促进了封建文化教育的发展，使经学真正昌盛起来，进入极盛时期。[16][17]

元帝全面推行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用人政策，被视作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这种文官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16]

重儒轻刑

元帝即位后，一改宣帝执政时的严刑峻法而重德治尚教化。元帝刚登基不久就下诏对当时运行的繁杂律法进行缩减。[g][18]初元五年（前44年），又去除七十多项刑罚。[h]

元帝处理皇室问题多以仁义为本，而不施以刑罚。淮阳宪王刘钦颇受宣帝宠爱，曾差点取代元帝的太子之位。元帝即位后，宪王的舅舅张博多次写信诋毁元帝及其政令，怂恿宪王取而代之，宪王不仅没有向元帝上奏举报，还数次送给张博金银钱财。这种情况按照旧例，即使不判死刑，也应当削除官爵，进行贬黜 。但元帝不忍心依照律法进行刑罚，下诏不判处宪王的罪行，而派谏大夫王骏引用《诗经》，讲述经学义理，进行劝诫。希望宪王反思自己，悔过自新。[i][19]后来东平思王刘宇“通奸犯法”，元帝也因为至亲而不忍治罪。[19]

汉朝法学家梁统认为，汉元帝实行的轻刑宽政导致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盗贼浸多，岁以万数。……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20]但经学史研究学者梁锡锋认为，元帝以儒治国，对于延缓西汉王朝的灭亡有积极意义。承宣帝末“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之弊，元帝时“西汉社会更是险象丛生”。[21]元帝放弃宣帝的霸王之道，转而以儒、以《诗》治国，是适应历史形势的应对策略，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使得业已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延续了几十年。[22]

经济

汉元帝执政期间天灾频发、人祸不断，基于反对聚敛、让利于民、崇俭节用的儒家财政思想，以及对贡禹等经学大臣谏议的采纳，元帝多次开府库、免租赋、徭役，将一些国有的江、海、泽、园池免租借给贫民等，以赈济救民。初元年间( 前48年—前44年)，元帝接受贡禹的节俭主张，先后颁布一系列诏令，通过缩减乐府官员、皇家林苑马匹，罢免齐三服官员等手段，[j]缩减皇室服务官员，减少皇室享乐奢靡的费用，大大节省开支。《汉书·元帝纪》所录的19道诏书中17道皆为救灾荒、行惠政、减徭役之诏，这在汉代诸帝中也是少有的。[22]《汉书·王嘉传》记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12]

此外，元帝时期减少了政府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干涉，罢除“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实行缩减官营事业的政策，放开国家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把控，废弃了武帝起开始厉行的抑商政策。元帝这些举措虽然兑现了不与民争利的儒家信条，却严重分割了国家财源。此后，很多官僚地主都纷纷经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扩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

军事

经略匈奴

汉元帝在位期间，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23]

汉元帝即位初期，匈奴郅支单于因为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而心中生怨，便勾结康居王，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郅支向汉西域发展势力，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甘延寿部署汉兵、胡兵共四万多人，组成六队行军，分南北两道前进，直达郅支城，围兵城下，四面围攻，郅支单于受伤而死，汉军大胜，斩杀郅支太子、名王及郅支军1518人，俘虏145人，降军千余人。[24][25]至此以后，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近40年，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23]

郅支一派被汉朝消灭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又无法不对汉朝的强大感到畏惧。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入长安朝觐汉元帝，提出自己想要与汉朝结亲，为汉朝女婿。元帝将宫女王嫱赐给单于为妻。呼韩邪单于十分高兴，上书表示愿守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和平，永远相传。[26]汉元帝下诏褒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改年号为“竟宁”[1]，意即边境安宁之意。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3]

放弃珠崖

珠厓是汉武帝用战争征服南越以后，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立的一个郡，当地民众暴恶，立郡之后二十年间六度反叛。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再次发生叛乱。讨论发军的时候，待诏贾捐之( 贾谊曾孙) 却提出不应该征战。元帝派人质问：珠厓内属已久，放弃了将有亏先帝的功德，“经义何以处之?”[27][12]

贾捐之举例尧、舜、禹以德教而不强治使得治下各得其宜，提出“视听之类咸乐其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的观点，认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又对举汉文帝不受四方进献，汉武帝出兵征服四海是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力劝元帝应以当下关东民困，百姓连年流离的现实情况为主，放弃珠厓，先调配财力解决关东地区出现的洪水、灾荒等困难，保全百姓与统治。丞相于定国也同意贾捐之意见，因为初元元年的平叛伤亡惨重，财政开支更高达三亿余钱。[27][12]

元帝于是听从建议，下诏放弃珠厓。此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疆域统治权的先例。[12]

文化

元帝登基以后，认为汉初以来的礼制不合古制，要求以儒家尊崇的周礼矫正。从而兴起了一场延续至西汉末、新朝的礼制变革运动。[28]

罢郡国庙

西汉初期，为借用皇帝祖先神的权威扩大汉朝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影响，曾在辖下所有郡、国设立皇帝宗庙，是为“郡国庙”。[1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的巩固，郡国宗庙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反而因为宗庙数目巨大，祭祀耗费人力、物力甚繁，对财政造成负累。[k]因此，到元帝时期，贡禹、韦玄成等大臣就针对宗庙祭祀制度的弊端，上书谏议提罢废郡国庙。[29]

永光四年( 前40年）到建昭元年（前38年），元帝数次下诏，先后撤除了卫园[l]、戾园[m]，各郡及各封国的祖宗祭庙，太上皇寝庙、孝惠帝寝庙、孝文太后和孝昭太后寝园。永光四年( 前40年）十月，元帝规定各皇帝的陵园分属其所在地区的三辅管理。[n][1]

汉元帝在撤除宗庙后曾梦见祖宗对此谴责，一直体弱的他在此期间又几度发病，他担心自己得罪了祖宗，于是又想要恢复宗庙。[12][29]匡衡等大臣力行劝止，但眼见元帝病情始终未见好转，最终只能妥协。建昭五年（前34年）六月起，到竟宁元年（前33年）三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元帝迅速将戾园、太上皇寝庙、武哀王园、昭哀后园、卫思后园、孝惠帝寝庙、孝文太后园等十座皇家陵园先后恢复。[1]

定迭毁制

郡国庙的罢废，拉开了宗庙制度变革的序幕，但变革的关键是宗庙迭毁制度的确立。所谓“毁庙”，就是按照世数的递进，依次迁毁宗庙中逾越一定血缘关系的祖先神主。[28]汉朝建立到元帝即位，一直没有定下相关规制，每位皇帝立一座宗庙，不断叠加，已达九座之多，如此下去还将无限膨胀。议定迭毁制度即是为宗庙的未来形态确立定制。[28][29]

永光四年（前40年），基于儒家对周礼的推崇，元帝及朝臣打算效法周代“天子七庙”的制度来规范汉代的宗庙，但对于谁当迭毁和谁当保留，各方意见争执不下，始终难决。[29]

直到永光五年（前39年），元帝定调：汉高祖为汉朝的太祖，孝文帝为汉朝的太宗，二者的宗庙应该世代传承祭祀，汉景帝和皇考（元帝祖父）都宗亲未尽，他们的宗庙也应该保留。[o][29]韦玄成据此缝合了其他意见，最终奏议：“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29]即汉高祖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当世世相传，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与皇考庙都在五服之内应该保留，而太上皇与汉惠帝庙与元帝的关系已出五服，亲尽，应该迁毁。这一方案以皇帝诏令形式定制，初步确立了皇帝宗庙毁庙之制。[28]

永光五年（前39年）毁庙制度正式实行，迭毁太上皇和惠帝庙，将元帝时期的皇帝宗庙定为7所，即高、文、景 、武、昭、皇考、宣诸庙。[28]韦玄成去世后，元帝又将武帝世宗庙升格为不毁之庙，西汉宗庙“一祖（高帝）二宗（文帝太宗、武帝世宗）”之制自此渐具雏形。[3]

废止徙陵

与罢郡国庙，议宗庙迭毁之礼相连的是汉元帝对徙陵政策的废止。徙陵政策是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遏制土地兼并现象、打击豪强势力的重要手段。通过此举可实现政治上“强干弱枝”，经济上“均贫富”的目的。汉武帝、宣帝时期都实行过徙豪富政策。[4]

但元帝认为徙郡国民将会导致百姓远离先祖坟墓，失产破业，人思故士，民心难安，也会造成被迁出地人力与生产的虚耗，而迁入之地则因为涌入大量无业之民造成治理问题，不是长治久安之策。[p]

永光四年( 前40年）十月，元帝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建陵寝，并下诏“勿置县邑”，即不在陵地周围修建县邑供迁徙者居住，也不强迫各郡、封国移民。[1]

汉元帝废弃徙陵政策的举措破坏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地主豪强的压制与打击。[4]官僚贵族、地主豪强、大商人不再受政策限制，大肆兼并土地，形成了“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的形势。《盐铁论》卷二《制权篇》更是直接指出：有钱有权的上位者不断兼并土地，财富高度集中，剥削底层百姓的劳动生产，严重破坏了基本民生，农民不肯从事农业生产，平民阶层破产瓦解。[q][30]赋税所依仗的土地和编户齐民不断减少，财政基础遭到根本上的损害，西汉王朝也就危机四伏了。[12]

相关评价

班固在《汉书·元帝纪》中对汉元帝生平总结评价：“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1]

汉朝政论家崔寔: “ 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 [31]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元帝受石显等佞臣挑拨而害死了萧望之一事评论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 。”[32]

王夫之在其史论著作《读通鉴论》针对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元帝的评论发表了不同意见：“……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33]

轶闻故事

画工弃市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因后宫女子众多，就叫画工画了像来，看图召见宠幸。宫人都贿赂画工，独王昭君不肯，所以她的像被画得最差，不得见汉元帝。后来属国南匈奴首领入朝朝贡并自请为婿，汉元帝就按图像选了宫女王昭君赐予他，临行前才发现昭君优雅大方、容貌最美，悔之不及，追究下来，就把毛延寿、陈敞等许多画工都杀了。[34]

家族成员

文艺影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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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据《册府元龟》记载：“元帝以元平元年生于长安尚冠里。”

[b]班固等《汉书•元后传》原文：“岁余，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怜之，且以为然。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7]

[c]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9]

[d]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9]

[e]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9]

[f]按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选拔人才做官[13]

[g]班固 等《汉书·刑法志》原文：“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

[h]班固 等《汉书·元帝纪》原文：“省刑罚七十余事。”

[i]班固 等《汉书·宣元六王传》原文：“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谄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为王伤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王其勉之！”

[j]班固等《汉书•元帝纪》中记录元帝在位期间先后下诏“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罢黄门乘舆狗马”，“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

[k]《汉书·韦贤传》记载：“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l]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陵墓

[m]戾太子刘据的陵墓

[n]班固 等《汉书·元帝纪》原文：“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

[o]班固 等《汉书·韦贤传》原文:“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一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

[p]《汉书·元帝纪》原文为：“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

[q]《盐铁论·制权篇》原文为：“贵人之家，……攘公法，由私利，跨山泽，擅宫市，……兼并列宅，……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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